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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亲子关系与社会适应的关系：自尊的中介效应分析

摘 要：研究使用亲子关系量表、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自尊量表调查某市普通高中392名高中生，运用AMOS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自尊在高中生亲子关系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高中生亲子关系和社会适应总体状况良好；高中生自尊与人生观影响、父母榜样呈显著正相关；高中生精神独立性与亲社会倾向呈显著负相关，父母榜样与社会疏离呈显著负相关；Amos结构方程模型中参数设计合理。

关键词：高中生；亲子关系；社会适应；自尊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健康不单单是身体健康，还要有心理健康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这种能力表现为在身体和心理上，作出适应性的转变，旨在与社会调整到一种统一、协调的平和状态[1]。它也可通过适应环境、调整个体状态，从而与社会环境达成平衡的自然和谐关系[2]。如果儿童不能内化社会规范，顺应社会环境，那么在童年早期，他们将会出现攻击性或自我控制不足现象[3]。到童年后期，将会表现为低成就感，以及遭到同龄人排斥，进而引发社交焦虑，阻碍他们正常社会互动[4]。而不良的社会适应甚至会损害儿童进入成年期的健康[5]。

亲子关系与生俱来，它是亲代与子代之间构成的生物血缘关系，并以血缘和共同生活为基础[6]。亲子冲突时有发生，主要与父母的教养方式有关。Baumrind认为这种教养方式分为三类[7]：一是专制（authoritarian）型。专制型父母往往按照一套固定的行为标准去控制、塑造和评估孩子的行为和态度，维护秩序和传统，不鼓励口头交流，接受父母说的所谓正确的话，并认为服从父母是一种美德，所有的权力都属于父母。当孩子的行为或信念与父母发生冲突时，父母会采取惩罚性的措施抑制孩子的自我意志，并分配家庭责任，以灌输他们对事情的尊重。二是放任（permissive）型。放任型父母允许孩子进行自我调节，不受外部权威的束缚，所有的权力都属于孩子；在孩子向父母询问决策时，会解释家庭规则。遵循孩子的自我意志，避免用世俗的标准控制他们。三是权威（authoritative）型。权威型父母以一种理性的、问题为导向的方式来指导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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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他们鼓励口头交流，愿意与孩子分享决策的理由，并在孩子拒绝服从时，征询孩子的反对意见。权威型父母会基于群体共识或个人的愿望，通过制度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上述三种教养方式，由杜威和蒙台梭利的话可见一斑，杜威和蒙台梭利都认为，兴趣和纪律相互联系，而不是对立的[8]。杜威本人谴责在言论、举止和缺乏礼貌方面无节制的行动自由。事实上，杜威对所有那些进步的学校都持批评态度，因为他认为自由几乎达到了无政府状态的地步。

自尊是个体在分析判断自我价值和自我能力的基础上，从而整个悦纳自我[9]。有研究者认为自尊是一种类似特质的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相对稳定[10]；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自尊的稳定性在儿童早期相对较低，此后，自尊的下降一直持续到青春期，横断面研究显示，从10岁的高点到17岁的低点，自尊的标准差下降了一半[11]。而低自尊对抑郁有重要的影响，低自尊不仅是抑郁症的症状，也是其他一系列临床疾病的特征，如学习障碍、口吃、社交恐惧症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12]。此外，低自尊还可以预测未来的外部化问题，13岁的低自尊儿童倾向于增加攻击性[13]。

综上所述，青少年社会适应、亲子关系和自尊三者存在密切联系，将此三者应用在高中生心理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随机抽取了某市普通高中8个班级共410人，发放问卷和回收410份，剔除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392份，有效率95.6%。其中，男生168人，女生224人。高一199人，高二193人。

研究工具

亲子关系量表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亲子关系量表是日本心理学家藤田仁美编制，主要测量青少年对父母的意识，以及受到其父母的影响。该量表有28道项目，采用4点评分，包括6个维度：精神支持、人生观影响、对父母的感谢、精神独立性、精神压抑、父母榜样。其中，项目“当自己的意见与父母的意见不同时，我往往被父母的意见所左右”和项目“我不希望沿袭父母那样的生活方式”为反向记分。

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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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问卷由邹泓等（2012）编制，共50个项目，包括8个维度：自我肯定、自我烦扰、亲社会倾向、社会疏离、行事效率、违规行为、积极应对、消极退缩，采用5点计分。量表中第41、43题为反向计分，其余题目均为正向计分。

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用于测量单维的对自我总体的评价，即个体层面的自尊（个体自尊）。该量表有10个项目，采用4级评分，从1“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