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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关于统计造假问题的研讨发言

统计造假是危害经济社会发展的“毒瘤”，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破坏政治生态的突出问题。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专责机关，必须从政治高度深刻把握统计造假的严重危害性，以强有力监督执纪问责推动统计工作回归真实、准确、客观的本质要求。结合近期调研和工作实践，我从问题表现、成因剖析、监督路径三个方面，谈几点认识和思考。

一、当前统计造假问题的主要表现与危害

从近年来监督检查、案件查办和巡视巡察反馈情况看，统计造假呈现隐蔽性、复杂性、顽固性交织特征，主要表现为“三种倾向”：

一是数据“注水”与“缩水”并存的功利性造假。部分地区和单位为完成考核指标，对GDP、工业产值、投资增速等“正向指标”搞“数字膨胀”，通过虚增企业数量、重复计算项目投资、编造“空转”贸易数据等方式抬高基数；对能耗、债务、安全生产事故等“反向指标”则选择性瞒报漏报，甚至要求企业“调整”原始记录，人为压低统计数值。某县曾出现同一企业在统计部门报“年产值8000万”、在税务部门报“年营收3000万”的“数据两张皮”现象，暴露出主观干预的典型特征。

二是流程“包装”与“围猎”交织的系统性造假。少数领导干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通过召开“工作推进会”“指标调度会”等方式，变相向统计机构和企业施压；个别统计人员失守职业底线，与企业“串通配合”，指导企业修改统计台账、伪造原始凭证；更有甚者，通过“中介机构”“数据公司”购买“定制化数据”，形成“需求方—中介—企业”的灰色链条。某省审计发现，某开发区为完成“规上工业企业数量”指标，由平台公司出资注册12家“空壳企业”，通过虚构交易、循环转账制造“业务流水”，统计部门照单录入，造成严重数据失真。

三是“留痕应付”与“推诿甩责”叠加的形式化造假。部分基层单位将统计工作异化为“表格游戏”，对企业上报数据“只收不核”“只录不审”，以“签字盖章”代替实地核查；面对上级检查时，临时补造“走访记录”“核查台账”，用“程序合规”掩盖“实质失实”；在问题暴露后，统计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相互“踢皮球”，企业推说“上面要求这么报”，干部辩称“按惯例处理”，导致责任链条断裂。某乡镇在畜禽存栏量统计中，连续三年未入户核查，仅根据村会计“估计数”上报，直到环保督查发现实际存栏量不足上报数的40%，才暴露出长期存在的形式主义造假问题。

统计造假绝非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严重破坏党的思想路线、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的政治问题。虚假数据会误导宏观决策，导致资源错配、政策空转；会扭曲发展导向，助长“虚功实奖、实干虚罚”的不良风气；更会割裂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让群众对“官方数据”产生信任危机。对此，必须以“零容忍”态度坚决纠治。

二、统计造假问题的深层成因剖析

统计造假禁而未绝，表面看是数据失真，本质是政治立场偏移、责任落实缺位、制度执行乏力的综合反映。通过梳理典型案例，主要存在“四个短板”：

一是政绩观偏差导致“造假冲动”。部分领导干部背离新发展理念，将统计数据作为“政绩筹码”，片面追求“进位赶超”，甚至将统计工作与个人职务晋升绑定。有的认为“数据好看才能争取项目”，有的觉得“指标下滑影响考核排名”，把“上级要数据”异化为“自己要数据”，从“被动应付”演变为“主动造假”。某县主要领导在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公开强调“工业增速必须保持全市前三”，直接导致统计部门“按目标倒推数据”，折射出扭曲的政绩观。

二是责任体系松散导致“约束失效”。统计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但实践中“领导责任”“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存在“空转”。有的地方党委政府重指标下达、轻过程监管，对统计工作“只问结果、不问来源”；统计部门存在“不敢监督、不愿监督”的顾虑，对企业数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行业主管部门与统计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导致“数出多门”“数据打架”。

三是执法力度薄弱导致“成本过低”。统计执法存在“三少三难”问题：专业执法人员少、跨区域协查难，典型案例曝光少、震慑警示难，问责追责力度少、形成震慑难。部分地区对统计违法问题“以谈代查”“以改代罚”，对相关责任人“轻处分、不问责”，甚至搞“内部消化”。某省近三年统计执法检查中，立案查处的127起案件中，仅对23名责任人进行党纪政务处分，其中科级以上干部不足5人，客观上助长了“造假成本低、收益高”的侥幸心理。

四是制度漏洞存在导致“有空可钻”。统计调查覆盖领域广、指标体系复杂，部分行业统计标准模糊，基层统计力量薄弱（有的乡镇统计员需兼管10余项业务），难以满足“应统尽统、真实准确”的要求。企业电子统计台账推广不到位，原始数据留存不规范，给“人为调整”留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