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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签了合同

直播行业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大量主播与经纪公司、平台之间的合作关系，而合同作为维系这种关系的法律纽带，其条款设计与履行情况直接影响着双方的权益。在实际操作中，因合同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这些案例不仅揭示了行业的法律风险，也为从业者提供了重要的警示。

在成都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主播的纠纷中，双方签订的《主播协议》明确约定了全球范围内的独家、排他经纪合作关系。然而，主播在履约过程中擅自停播，导致传媒公司提起诉讼。法院最终判决主播承担违约金，这一结果凸显了合同的严肃性。依法成立的合同如同“法锁”，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任何一方违反约定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案例中，如胡某某与环某公司的演艺经纪合同纠纷，胡某某未经公司同意擅自停播并注册小号绕过公会直播，法院同样认定其构成违约，判决支付违约金。这些案例表明，擅自停播是直播合同纠纷中常见的违约行为，主播在签订合同后应当严格遵守直播时长、直播频率等约定，不得随意中断合作。

法律关系的认定是直播合同纠纷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直接关系到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在昆明某文化传媒公司与主播龙某的合作中，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公司提供培训与直播资源，主播需加入公司名下直播分会，公司收取平台扣除收益后月流水的5%作为加盟费。法院审理认为，该合同兼具居间、委托、代理、行纪、服务等综合属性，是一种具有鲜明行业特征的商事合同。这种认定意味着双方之间并非简单的劳动关系，而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主播的收入与直播收益直接挂钩，而非固定的工资薪酬。

另一起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北京某传媒公司与主播王某的《独家经纪合同》纠纷。合同约定王某授权公司独家提供经纪服务，收入按比例分成，且明确合同为合作服务合同，不建立劳动关系。法院在审理中指出，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支配性劳动管理，包括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而在该案中，公司未对王某进行严格的劳动管理，王某无需遵守公司的工作规则和奖惩办法，对收益分配具有较强的议价权，双方体现出平等协商的特点。因此，法院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这一判决为直播行业法律关系的认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即不能简单地将主播与经纪公司的关系等同于劳动关系，而应根据合同内容和实际履行情况综合判断。

收益分成是直播合同中的另一个关键争议点，由于条款表述模糊或约定不清，常常引发纠纷。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俞强律师分享的案例中，某头部MCN机构与主播的合同约定“合作收益按直播收益的25%支付服务费”，但未明确是否已扣除平台抽成比例。最终法院根据《民法典》第498条，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合同一方（MCN机构）的解释，认定服务费计算基数为扣除平台费用后的净收益。这一案例反映出收益分成条款表述清晰的重要性，模糊的约定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法律风险和经济损失。

在Z直播平台公司与女主播小真的《艺人经纪协议》中，双方约定直播收入按平台制定的营收规则分配，其他商业演艺收入扣除成本后共享收益。但在实际履行中，小真认为分成比例应为75%，而公司则主张需扣除税费、刷礼物等成本，实际结算比例为平台创收的67%。这一纠纷的根源在于合同对收益计算方式和扣除项目约定不明确，导致双方对分成比例产生不同理解。为避免类似问题，俞强律师建议企业在合同中采用“总收入—扣除项=分成基数”的数学模型，详细标注各项扣除项目的具体计算方式，并附上清晰的示例说明。

不同的直播合同对分成机制有不同的约定。有的协议明确了固定的分成比例，如甲方得70%、乙方得30%，并约定按月进行分成，甲方在每月特定日期前将上月分成收益支付给乙方。分成计算需扣除平台运营成本、税费等实际支出。这种明确的约定有助于减少纠纷，但前提是双方对各项扣除项目达成共识。而在龙某与昆明某文化传媒公司的合作中，公司收取平台扣除收益后月流水的5%作为加盟费，剩余款项支付给主播，税费由公司承担。这种模式将加盟费与收益直接挂钩，同时明确了税费的承担方，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结算时的争议。

直播合同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其兼具多种法律关系的特征。许多合同不仅包含经纪服务内容，还涉及居间、委托、代理等多种法律关系。例如，公司为主播提供直播资源对接、商业活动安排等服务，既具有经纪的性质，又可能涉及居间和委托的内容。这种综合性的法律关系使得合同条款的设计需要更加严谨，以明确各方在不同环节的权利义务。在王某与北京某传媒公司的案例中，合同约定公司为王某提供自媒体平台图文、音频视频事务有关的经纪服务和商务运作，主播参与广告制作、综艺演出等活动，双方按比例分配广告收入。这种合作模式融合了多种法律关系，要求合同在签订时充分考虑各种可能的情况，对合作范围、收益分配、违约责任等作出全面约定。

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还需要考虑实际履行情况。即使合同中明确约定为合作关系，但如果公司对主播进行了严格的劳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