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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军赋制度与政治义务

引言

翻开《诗经·小雅·出车》，“我出我车，于彼牧矣”的吟唱穿越三千年时空，仍能让人触摸到西周军阵的脉动。车辚辚、马萧萧的背后，是一套精密运转的军赋制度——它不仅是支撑青铜戈矛的经济血脉，更是维系周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政治秩序的隐形纽带。从”什一而税”的田赋到”出车徒”的力役，从”赋车籍马”的物资征发到”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约束，军赋制度像一根丝线，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等不同阶层的政治关系紧密编织在一起。要理解周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盛世图景，就必须深入军赋制度与政治义务的互动逻辑中，去探寻那个时代的权力密码。

一、周代军赋制度的历史渊源与核心特征

1.1从原始军事协作到制度化军赋的演变

周代军赋并非无源之水。早在夏商时期，部落联盟的军事动员已呈现”兵农合一”的雏形：农闲时男子集体狩猎演练，战时则自带武器粮草随首领出征。这种原始协作模式在西周分封制确立后，逐渐被纳入”井田制”的框架。《孟子·滕文公上》记载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不仅是土地分配方案，更是军赋征收的基础——“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耕作顺序，本质上是通过集体劳作完成对”公田”的贡赋，而这部分产出正是早期军粮的主要来源。

到了西周中期，随着诸侯国数量增加、战争规模扩大（如周昭王南征荆楚、周穆王西征犬戎），单纯依赖公田收入已难以满足军事需求。《周礼·地官·小司徒》中”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编制规定，标志着军赋开始向”按人丁征发、按地域摊派”的制度化方向发展。此时的军赋已包含三大核心要素：一是”赋”（物资），包括车马、甲胄、粮草；二是”役”（人力），即兵役与运输力役；三是”责”（责任），即各阶层对军事义务的法律约束。

1.2军赋制度的层级化特征：从王畿到诸侯国的差异

周代”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体系，决定了军赋制度必然呈现”中央—地方”的层级差异。王畿地区（周王室直接控制的关中、河洛之地）作为核心统治区，实行最严格的”甸服”制度。《国语·周语》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其中”甸服”的诸侯需”日祭、月祀、时享、岁贡”，其军赋征收以”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周礼·地官·小司徒》）为单位，每甸需出”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司马法》），这种”丘甸之法”直接服务于王室直属军队”西六师”“成周八师”的需求。

而诸侯国的军赋则因爵位高低、封地大小有所不同。比如鲁国作为”周公之后”，受封时”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左传·定公四年》），其军赋标准虽与王畿类似，但需将部分物资上贡王室；而地处边鄙的齐国，因”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左传·僖公四年》）的广阔封地，在”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后，逐渐形成”作内政而寄军令”（《国语·齐语》）的改革，将军赋与地方行政编制结合，“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这种”轨里连乡”的制度本质上是对周制的灵活变通，既保证了军赋征收效率，又强化了地方控制。

1.3军赋与田赋的分野：理解周代财政体系的关键

后世常将”赋”“税”混为一谈，但在周代，“赋”与”田税”（即”彻”“助”等农业税）有明确区分。《汉书·刑法志》说”税以足食，赋以足兵”，精准概括了二者的职能：田税是维持国家日常运转的”口粮钱”，而军赋则是专门用于军事的”战争基金”。以《周礼·天官·大宰》“九赋”为例，其中”邦中之赋”“四郊之赋”“邦甸之赋”等六项都明确指向军事用途，征收对象包括”万民之贡”（平民）、“九职之贡”（手工业者）、“九贡”（诸侯贡物），甚至包括”山泽之赋”（林产品）和”币余之赋”（财政结余）。

这种分野背后是周代”兵农合一”的社会结构。普通庶民”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国语·周语上》），平时是井田上的农夫，战时是”徒兵”（步兵）；士阶层”执干戈以卫社稷”（《礼记·檀弓下》），平时担任基层军官，战时统领部众；卿大夫则需”出则为将，入则为卿”，不仅要提供”公车”“公甲”，还要承担”献俘”“纳币”等战后义务。可以说，军赋制度像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周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政治逻辑——军事需求始终是国家财政的优先项。

二、军赋制度中的政治义务：从”家天下”到”共同体”的纽带

2.1天子与诸侯：军赋上贡中的等级秩序

周代政治的核心是”礼乐制度”，而军赋正是这种等级秩序的物质体现。《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诸侯向天子缴纳军赋的种类和数量，直接对应其爵位高低。比如公爵（如宋国）需贡”乘马”（四匹马拉的战车），侯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