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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外教的故事

别对我说“Interesting”

那个金发碧眼的英国外教总是对我们说“interesting”，

无论我们提出多幼稚的观点，

仿佛这个词能掩盖所有文化隔阂与思想浅薄，

直到我在他办公桌上发现那本密密麻麻写满中文批注的《庄子》，

扉页上赫然写着：

写着：

“‘Interesting’是他们期待的反应，而‘道’才是我寻找的答案。”

詹姆斯·阿什顿教授有个口头禅，“Interesting”，发音标准得像BBC播音员。第一次第一次听到时，我还暗自得意——我的发言配得上这个评价。

那是九月的第二周，周五下午两点，《跨文化交流》选修课。窗外梧桐树叶刚刚泛黄，阳光斜射进阶梯进阶梯教室，在他淡金色的头发上镶了圈光晕。我谈到“筷子比刀叉更体现和谐理念”，话音刚落，他便微微颔首，蓝灰色的眼睛透过无框镜片望过来：“Interesting.”

标准的升降调，最后一个音节轻轻扬起，带着恰到好处的好奇与鼓励。

坐在旁边的张晓低声说：“看，他也觉得你的观点新颖。”她总能在任何场合找到让自己舒服的理由。

但渐渐地，这个词变得像自动回复。王磊结结巴巴地用中式英语讲英语讲“春节团圆饭”，他说“Interesting”；李雯展示她收集的世界各地圣诞卡，他说“Interesting”；就连赵强把“全球化”说成“globalization”还漏了个音节，音节，他还是那句“Interesting”。

永远是那个语调，不多一分，不少一厘。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一次课后我问张晓，“他说‘Interesting’的时候，眼神其实是放空的。”

“你想多了，”张晓收拾着收拾着笔记本，“英国人嘛，礼貌。”

但我忘不了那双眼睛——蓝灰色，本该像北海道的冬海，却平静得如同结了冰。说“Interesting”时，瞳孔没有任何变化，嘴角的微笑像是用圆规画出来的。

我开始观察他。四十岁上下，永远穿着熨烫平整的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中间。板书工整如印刷体，每个逗号都待在正确位置。他用红色钢笔批改作业，评语永远以“Goodpoint”开头，“Perhapsyoucouldconsider”居中，“Lookingforwardtomore”结尾。

完美，标准，毫无破绽。

也。

也毫无温度。

期中论文我故意交了篇《论孔子论孔子与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对比》，里面塞了好几个常识性错误。等他叫我去办公室讨论。

他的办公室在教学楼顶层尽头，朝北，终年不见年不见阳光。开门时，一股旧书和咖啡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书架上摆满英文原版书，从莎士比亚全集到当代社会学著作，整齐，整齐得让人窒息。

然后我看见它——《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版，封面，封面已经磨损。在一排精装英文书中，这本简这本简装中文书格外扎眼。

趁他转身泡茶，我翻开我翻开扉页。

密密麻麻的中文批注，墨色深浅不一，显然不是一次写就。最震撼的是那段英文：

“‘Interesting’istheresponsetheyexpect,while‘Dao’istheanswerIseek.”

（“‘Interesting’是他们期待的反应，而‘道’才是我寻找的答案。”）

我的手停在半空。

“茶好了。”他把白瓷杯放在桌上，看到我手中的书，动作顿了顿。

“您读《庄子》？”话出口就觉得傻——书都在手里了。

“偶尔。”他又挂上那副课堂用的微笑，“你的论文我看过了，有些观点很...interesting.”

这次我听出来了，那个微那个微不可察的停顿，那个在舌尖绕了半秒才吐出的词。他在用这个词筑墙，把所有真实的思考挡在外面。

“其实我是故意的，”我脱口而出，“那些错误。”

冰封的海面裂开一道缝。他挑眉的样子让他突然像个活人。

“为什么？”

“想看看您看看您会不会换个评价。”

他笑了，真正的笑，眼角泛起细纹。“那你现在知道了。”

那天我们聊了半小时庄周梦蝶。他说第一次读到这个典故时正在剑桥图书馆写博士论文，论文，窗外的康河飘着薄雾，他突然分不清自己是在研究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在研究他。

“来中国教书三年，”他说，“我发现最难的不是语言，而是学会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沉默。在英国，沉默是尴尬；在这里，沉默是智慧。”

“所以‘Interesting’是您的沉默？”

“是我的庖丁解牛刀。”他眨眨眼，“游刃有余。”

自那以后，我去他办公室的次数多了。我们知道这在校园里看起来什么样——勤奋的中国学生向外国教授请教问题。没人知道我们在聊什么。

有时是魏晋风度与英国浪漫主义的比较，有时是老庄的无为而治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他书架上的中文书越来越多，《道德经》《周易》《红楼梦》...每本都写满批注。我发现他对“无用之用”特别着迷，在“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下面划了重重的线。

“我父亲是工程师，”有一次他说，“他认为文学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