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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为主题的故事

翻供后，检察官递给我一张纸条

一审判决我死刑的那一刻，我当庭翻供了。

指着旁听席那个沉默的男人尖叫：“是他逼我的！”

全场的镜头瞬间对准了他——那位著名的模范法官。

三个月后，我的案子重审。

新任主检官在开庭前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

“你知道上个月...原审法官‘自杀’的真相吗？”

庭审现场那种特有的、混合了消毒水、旧木头和某种无形压抑的气息，几乎让我窒息。审判长念到“判处死刑”时，那四个字像是四柄冰冷的冰冷的铁锤，依次砸碎了我的四肢百骸，最后一下，正中心脏，连跳动的余力都一并碾成了碾成了粉末。

空气凝固了。旁听席上传来几声刻意压低的压低的抽气，像毒蛇吐信。我的辩护律师在一旁僵成了一尊灰败的塑像。法警的手按上了我的肩膀，力道沉甸甸的，预示着终结。

就在那片要将我彻底吞没的死寂里，一股，一股远比恐惧更炽烈的东西猛地从我胸腔里炸开。求生的本能压倒了理智建构的一切高墙。我猛地甩开法警的手，身体因极度激动而前倾，手指死死抠住面前的木质栏杆，指甲几乎要劈开。我用尽全身力气，朝着旁听席那个一直静默如深渊的方向尖啸出声：

“是他！是高卫东！是高法官逼我的！全都是他指使的！”

声音嘶哑，破裂，破裂，带着一种不属于人类的凄厉。

时间仿佛停顿了一秒。

随即，“轰——”地一声，整个法庭像被投入滚油的冷水，彻底炸开了锅。所有原本对准我这个将死之囚的镜头，训练有素地、齐刷刷地猛然转向，焦距调整，发出密集的“咔嚓”声，白光暴雨般倾泻在那个穿着深色夹克、坐在角落的男人身上——高卫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的庭长，连续三年的省级“模范法官”，身上披着无数公正廉明、铁面无私的光环。

他依旧坐着，面部线条像是用最硬的石头刻出来的，没有任何波澜。只是那双平时锐利如鹰隼的眼睛，此刻微微眯了起来，隔着一片令人眩晕的闪光灯和骚动的人群，精准地捕捉到我。那眼神里没有惊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极致的寒冷和……一丝极其隐晦的、类似于评估一件工具是否彻底报废的审视。

我被法警几乎是拖着押离法庭，身后是一片无法平息的巨大喧嚣。拐过通往羁押室的阴暗通道转角时，我最后回头瞥了一眼。高卫东已经站了起来，正被几名法院工作人员护着离开，他的背影挺拔依旧，步伐，步伐稳定，仿佛刚才那场足以颠覆他人生的指控，只是一阵无关紧要的蚊蚋嗡鸣。

接下来的日子，是在看守所单独关押的、与世隔绝的九十多个日夜。翻供带来的并非解脱，而是另一种更磨人的煎熬。外界的信息被严格过滤，但偶尔从偶尔从管教不经意的只言片语，或新来的嫌疑犯偷偷夹带的旧报纸碎片上，我还是能拼凑出一些风雨。

我的案子，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死刑犯当庭指认模范法官”成了最爆炸的新闻。舆论沸腾，司法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关于高卫东的调查据说已经启动，但进展成谜。他依旧上班下班，出现在公开报道里的形象依然坚不可摧，只是比过去更沉默更沉默了些。

每一次提讯，面对检察署和公安局联合调查组的人员，我都重复着同样的说辞——如何在高卫东的威逼利诱下，替他顶下那桩该死的、牵扯了人命的受贿案；如何被他用家人安全作为筹码，捏造成了造成了主犯。我说得口干舌燥，细节详尽到自己都快信了。但对方的目光总是充满了审视与怀疑，他们反复追问证据，追问那些我根本无法提供的、直接指向高卫东的铁证。我的心一点点下沉，那份凭着一口气点燃的、虚妄的希望之火，在现实的冷雨下渐渐微弱。

然后，在一个平淡无奇的下午，我突然听到了那个消息。不是通过官方渠道，而是隔壁监室一个消息灵通的“老油条”隔着通风管道压低声音传过来的。

“哎，姓高的那个法官，死了，死了。”

我的血液瞬间冻住。

“怎么……死的？”

“说是自杀。在家里的书房，用领带挂在窗框上。发现的时候，都没硬透了。”

自杀？高卫东会自杀？那个意志坚硬得像钛合金一样的男人？荒谬感如同冰锥，狠狠刺穿了我的脊柱。一股寒意从尾椎骨窜起，直冲天灵盖。那不是悲伤，不是快意，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被巨大阴影笼罩的恐惧。

高卫东一死，所有的线索似乎都断了。指向他的压力骤然消失。我的案子很快被上级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

再次站在被告席上，环境依旧是那个法庭，但气氛截然不同。旁听席上座无虚席，目光复杂地聚焦在我身上。审判席上也换了新的面孔。而最重要的变化，来自公诉席。

新任的主办检察官叫陈深，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男人，身材瘦削，穿着一身熨帖得一丝不苟的检察官制服，面容斯文，甚至带着点书卷气。但那双藏在无框眼镜后面的眼睛，却异常明亮冷静，看过来的时候，像是在进行某种精密扫描。

庭审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陈深的公诉意见逻辑清晰，措辞精准，既不过分针对我，也绝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他似乎对案卷熟悉到了极致，偶尔提问，总能切中要害。他的态度专业得近乎冷漠，让我完全摸不透他的倾向。

第一次开庭休庭时，法警押解着我穿过那条熟悉的、光线昏暗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