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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消费罪恶感的作用

摘要为考察消费罪恶感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中的作用，采用问卷法，测量了560名大学生的主观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预期性和反应性消费罪恶感、抑郁、焦虑、主观幸福感及有关人口学数据。结果发现：（1）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可通过预期性消费罪恶感影响大学生抑郁、焦虑，但不能影响主观幸福感；（2）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可通过反应性消费罪恶感影响大学生抑郁、焦虑、主观幸福感。研究结果表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会通过影响消费罪恶感来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且该影响在不同类型的消费罪恶感与心理健康指标间存在差别。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消费罪恶感；抑郁；焦虑；主观幸福感

分类号B844

DOI：10.16842/ki.issn2095-5588.2025.10.002

大学生正处于青少年晚期向成年早期过渡的阶段，心理发展具有相对不成熟、不稳定等特点。加之所处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得他们的心理健康风险相对较高。近年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频发，且有愈发严重之势。例如，元分析研究显示，2010—2020年我国大学生焦虑、抑郁的检出率显著上升（陈雨濛等，2022）。这意味着，揭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诱发因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诸多因素中，社会经济地位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status，SES）是个人或一个群体在社会中依据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而被界定的社会位置（Bradleyamp;Corwyn，2022），包括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常用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三个指标综合体现）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两个层面（Krausetal.，2012）。社会因果理论认为，在物质经济资源匮乏的低社会经济地位环境中，个体更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Wadsworthetal.，2008）。诸多实证研究也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带来消极影响。例如，与高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具有更高的焦虑、抑郁水平（彭嘉怡等，2022;张亚利等，2022;Lundetal.，2010）；更低的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水平（周春燕，郭永玉，2013;Zouetal.，2018）。而关于社会经济地位产生上述影响的机制，已有研究多关注个体的自我评价、自尊、不公平感、绝望感、失控感、阶层流动信念、对所处环境的归因方式等心理因素的作用（李倩莹等，2022;张亚利等，2022;周佳惠，2019），很少考虑与大学生社会经济地位及所处环境密切关联的消费心理特征在其间的影响，抑或从消费心理的角度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大学阶段，存在两项突出的消费特征：生活环境的变化导致消费自主性与消费欲望显著提升；缺少经济独立性致使实际消费行为受限，依赖性较强。这两项特征使得大学生容易产生与消费有关的负性体验，消费罪恶感是其中极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消费罪恶感（consumerguilt）指消费者因消费行为违反社会规范或个人价值观而产生的多种负面情绪（白琳等，2015）。按照发生时机，消费罪恶感可分为预期性消费罪恶感与反应性消费罪恶感（Huhmannamp;Brotherton，1997）。其中，预期性消费罪恶感发生在消费前，源于感知到即将可能产生有违准则的消费行为，由担忧感、不舍感、犹豫感三种情绪构念组成；反应性消费罪恶感发生在消费后，是个体对于已发生的、违反准则的消费行为的情绪反应，由心虚感、后悔感、担忧感、内疚感四种情绪构念组成（白琳等，2015;林育则，2007）。作为消费主体，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影响他们感知到的消费罪恶感强度。稀缺理论认为，长期的资源稀缺使个体将注意力聚焦于最稀缺的物质上（Shahetal.，2012）。实证研究也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更加关注经济资源，在金钱支出相关的投资或决策活动中表现出更高的厌恶和风险规避倾向（Kuhnenamp;Miu，2017;Yesufamp;Bluffstone，2009）。因此，聚焦到本研究所关注的需要消耗经济资源的消费活动，可以推测：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由于对经济资源的注意聚焦与金钱支出的更高厌恶，可能在消费中产生更强烈的担忧、不舍与后悔等这类消费罪恶感所包含的负性情绪体验。此外，长期的资源稀缺还会损害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使其在决策中更加短视，易产生非理性行为（Vohs，2013）。在消费上则体现为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更易进行非理性的消费行为（如冲动消费、炫耀性消费等）（孔云中，孙时进，2021;Linetal.，2024），而这类非理性消费则会引发高水平的消费罪恶感（Amatull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