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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及教育意义分析

本文引用格式：.先秦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及教育意义分析[J］.艺术科技，2025，38（9)：13-15.

中图分类号：J6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5）09-0013-03

先秦时期，儒家构建的音乐美学体系，既是对上古礼乐传统的创造性发展，亦是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维在艺术领域的生动实践。孔子在齐国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那份审美沉浸背后是对“尽美尽善”艺术境界的终极追求。孟子以“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叩问统治者，将民本思想注人音乐审美，使“与民同乐”成为检验政治清明的美学标尺。荀子在《乐论》中构建“乐以治人”的社会逻辑，以“性恶论”为基将音乐纳人礼乐矫治体系。这套思想网络将音乐审美与伦理建构、政治治理、人格修养紧密勾连，既直面“礼崩乐坏”的时代危机，又为现代性语境下艺术与道德的关系提供了深层思想资源。其贯穿始终的本质观、功能论、主体论在历史长河中奏响兼具哲学深度与实践智慧的文明乐章，至今仍为当代文化传承与教育革新提供重要启示。

1先秦儒家音乐美学代表人物及理论根基

1.1孔子的“乐教”思想：以“仁”为内核的审美建构孔子的“乐教”思想深植于其“仁礼合一”的哲学体系，将音乐视为人格养成的终极环节与精神超越的重要载体。他在《论语·泰伯》中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修养序列，明确将音乐作为道德实践的完成阶段：诗歌以意象激发情感自觉，礼仪以规范建立行为秩序，而音乐则通过宫商角徵羽的韵律和谐，使主体在审美沉浸中实现对“仁”的深层认同。这种思想突破了西周礼乐制度“尊尊亲亲”的政治工具性，赋予音乐独立的精神价值[1]。

孔子对音乐的评价始终贯穿“美善统一”的标准。《论语·八佾》记载他评《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因舜德通过音乐形式得到完美呈现；而评《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则因武王伐纣的内容隐含杀伐之气，可见其以伦理“善”作为艺术“美”的价值前提。他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要求《关雎》等诗篇的情感表达符合中庸之道，既肯定“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审美正当性，又通过“放郑声，远佞人”的批判，杜绝情感泛滥对伦理秩序的消解。

1.2孟子的“与民同乐”理念：民本思想的审美延伸孟子在拜见齐宣王时，曾以“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的追问切入，直指统治者的音乐审美不应沦为个人享乐的特权：当君王独自欣赏钟鼓之乐、玲听竿瑟之声时，若百姓因饥寒交迫而“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这种审美体验就失去了根基；反之，若如古圣文王那般，“作灵囿”时不设苛禁，让百姓能与鸟兽鱼鳖共赏自然之美，使“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的劳作场景与园林之乐融为一体，便是将审美权利归还于民。他强调“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实则是把音乐审美视为政治伦理的镜像：当宫廷雅乐的旋律能与民间歌谣的节奏相互呼应，当统治者欣赏《徵招》《角招》等乐章时，心中装着“畜君何尤”的民本意识，那么音乐便不再是等级制度的附庸，而是成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情感纽带。这种理念打破了此前“礼不下庶人”的审美垄断，将“乐”的本质从形式化的礼仪规范转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的情感共鸣，使民本思想不仅体现在田赋徭役的政策调整上，更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中，让“与民同乐”成为检验政治清明与否的审美标尺，也让儒家的民本精神在琴瑟钟磬的回响中获得了更具感染力的表达[2]。

1.3荀子的《乐论》体系：“性恶论”视角下的礼乐建构

荀子在《乐论》中以“性恶论”为根基构建音乐理论体系，始终将礼乐视为矫治人性、重建社会秩序的核心手段。他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认为人生而好利、疾恶、好声色，若任其发展，必引发争夺混乱，而“乐”的价值正在于以情感疏导化解这种恶性：宫廷祭祀时演奏的《咸池》《大章》等雅乐，借庄重的旋律与规整的节奏，让参与仪式的贵族在俯仰揖让间收敛私欲，将原始冲动转化为对“礼”的敬畏；民间乡饮酒礼中，琴瑟伴奏的《鹿鸣》《四牡》等诗篇以“和乐而不流”的表达，使乡邻在饮酒欢聚时既享人情温暖，又不致放纵违逆长幼之序。他特别强调“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二者需相辅相成，如诸侯朝会时玲听“宫商角徵羽”井然有序的雅乐，既在音律秩序中感受等级制度的威严（礼），又从共鸣乐声中体会“群居和一”的归属感（乐）。荀子更以“郑卫之音”为反面例证，指出其“使人心淫”的特质因过度迎合人性之恶，终将导致“乱世之音怨以怒”的后果，从侧面印证礼乐对人性引导的必要性，最终形成一套以“性恶”为起点、以“礼乐”为经纬、以“天下治”为目标的完整乐论体系，将音乐美学彻底融入儒家社会治理的理论框架[3]。

2先秦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2.1伦理与审美融合：美善统一的本质观先秦儒家音乐美学的核心特征之一是“美善统一”的本质观，强调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