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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歌曲《大江东去》艺术鉴赏

中图分类号：J616；J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436（2025）09-0016-03

1艺术歌曲《大江东去》创作背景

1.1作家简介

青主，原名廖尚果，中国音乐学家、作曲家。1893年6月10日生于广东惠阳，1959年卒于上海。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赴德国学习法律，同时学习音乐。著有音乐美学专著《乐话》《音乐通论》，并出版了《清歌集》和《音境》两部歌曲集。其所创艺术歌曲以《我住长江头》《大江东去》最为有名。

1.2灵感来源

作品的序中提到，《大江东去》的灵感源自于一次和朋友的聚会，当时他和朋友乘坐小艇在湖面泛舟，但是突然乌云密布，狂风暴雨携雷电倾泻而下。这晚回去后他久久不能入眠，听着窗外风雨和摇曳树木的声音，《大江东去》最初的动机开始在青主脑海中成形。思考一晚上后，第二天用过早饭即坐在钢琴前，将昨天想到的动机按照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略微修改，就这样创作了出来[1]。原诗是一首叙事兼抒情的诗，因而歌曲也遵循原作写成了叙事歌曲，并且开头用一字对一音的创作方法。青主的人生和苏轼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相似，都能在逆境中保持豁达的心态进行创作，两个人性格和经历的相似也让青主对这位诗人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情感。《大江东去》成为他寄托情感的载体，同时也是他对苏轼的致敬，用新的旋律让这首诗作再次被人们所知。面对身处战乱的中国，他也希望中国早日觉醒，希望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能渡过战乱的难关。

2艺术歌曲《大江东去》艺术特征

2.1作曲思路特征

青主强调语言与音乐的结合，既要遵循声韵规律，又要不受其局限。他为艺术歌曲创作中存在的词曲互为主次的矛盾提供了解决方案，也避免了中国音乐词曲结合中常见的弊病：词曲过于受声韵制约而难免对艺术创造有所约束[2]。这一点在《大江东去》中词曲处理的诸多细节上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比如一句一段中最重要的字如何突出、一字一段的高点如何塑造、包括休止符使用在内的词曲节奏的编排如何处理，等等。这恰恰是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碰撞的结果，也是古今两个时代融合的现象：既是今人发思古之幽情，也是借古人之口唱今人之调的一种探索创造。

2.2旋律与诗词结构特征

《大江东去》歌词依据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半段是叙事诗，描写长江的雄伟，描绘赤壁之战的历史；后半段则用柔和的旋律，展现一代名将周瑜的潇洒，诸葛亮的沉稳、胸有成竹。音乐与诗词的对比变化有多种方式，如乐句的长短、词句中字数的多少。音乐有旋律上的音高变化，中国诗词则有平仄之分，音乐发展手法上有倒影、模进等技术，诗词可以用同样逻辑的文字游戏来创作藏头诗、宝塔诗、回文诗等。在艺术歌曲创作时，应该充分了解诗词结构的特性，以便创作音乐旋律时能够体现其最原始的形式美。《大江东去》艺术歌曲从词的角度可以分为两段结构，因而青主也将其曲式设计为一个并列二部曲式结构。通过分析词中每句的字数变化，笔者发现词句呈现出回旋性，而青主在设计时将整首曲子的主要动机都设计在体现回旋性的句子上，使音乐旋律材料也呈现出回旋性。

2.3和声曲式特征

艺术歌曲《大江东去》的曲式结构为带有尾声的单二部曲式。音乐由A段、间奏和B段三部分组成。音乐开始部分没有使用前奏或引子，采取直接切人主题的手法，传达出音乐的雄伟感觉。前半句使用强音记号，后半句使用弱音记号，以此对比突出诗句中“感”和“叹”的情绪。A段（1～22小节）包括五个乐句和一个间奏，整体是一个庄重的广板，具有宣叙性的叙述特点。乐句a和b都是4+4的整齐乐句。第一个乐句以弱开头，紧接着强的力度突出对比，然后是一个四度的上升，使音乐气势恢宏。随后弱的力度下行五度跳进，使其前后形成明暗对比。两小节下行级进走向是对乐句的收尾。最后两个音通过半音变化的使用“升F-还原F”调性转到降B大调，表现了音乐情感的低沉与惆帐[3]。

2.4伴奏形式特征

钢琴伴奏在艺术歌曲创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烘托旋律的情感，另一方面也是对唱词中意境的表现。青主特别重视用音乐来表现歌曲的意境，而不是完全让音乐服从古诗词内容，二者是相互协调的关系。《大江东去》的钢琴伴奏表现出了鲜明的青主作曲风格，作品开头没有前奏，以一个强有力的弱起开始。前四个小节多用主音的柱式和弦，这样产生的音响效果特别厚重，表现了江水的恢宏和英雄人物们的庄严。9～14小节是一段由钢琴伴奏独立完成的间奏部分，这几个小节既对前面内容所描绘的人和物进行升华，又为后面内容的展开进行了铺垫，可谓恰到好处。19～22小节的音乐术语是“温柔地、柔和地”，在钢琴触键上不能太重，速度与之前相比要快一些。最后两个小节是渐强，表现出英雄人物的豪迈。前四个小节的开头伴奏采用了八分音符和四分音符，后面跟着紧密结合的十六分音符，模仿了江水奔腾以及赤壁战场激烈的战斗。最后3个小节开始级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