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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文化底蕴浅谈

摘要：吴敬梓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末批判思潮高涨，乾嘉汉学萌芽的思想转型时期，所以，《儒林外史》文本对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思想境界，精神状态，具有批判性，讽刺性的双重反思，也是对于那个时代文化现象的一种思考。其中，“文行出处”则反映出作者崇尚的儒家名士们的追求和理想，这是《儒林外史》一书的一个重要旨趣，本书开篇还用天象“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之厄”暗示“儒林”的悲惨命运。本文以《儒林外史》第一回以及整体结构脉络为例，来谈一谈《儒林外史》的文化底蕴。

一、《儒林外史》文运的概述

文士自古以来就是传统文化里的“谋道”者、对“求道”神圣使命的自觉与责任感。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文行”二字来揭示其深刻内涵，即小说创作主体的价值取向、人格修养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道”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在文化视野下，这是尧舜孔孟开创的、累积的人类文明和成就在唐后出现，直接把“道”看作是“孔孟道统”。“道统”不仅体现于政治伦理方面，而且渗透在文学艺术领域。历史仁人志士，尤指文化人（儒者）而言，都把继承，发展这一“道统”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们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域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表达着这种愿望和追求。吴敬梓先生的《儒林外史》，同样明显的是这种意志与追求。他一方面极力宣扬儒家经典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又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想来看待。这一点尤其明显的表现为《儒林外史》对于“文运”的重视和焦虑。

“外史”虽然是小说，但却写出了名士，官场和僧道、写隶役倡优而又特别着意更宏伟的题材，也是华夏文明生死存亡之所在。所谓“道”，就是人们对社会生活所应遵循的规律或标准，也即是事物运行发展的根本法则。它的具体事例，是作者关于“文运”的论断。该书在全书结构安排上也较为严谨。书中首回末尾，王冕与秦尧夏夜纳凉，在小酌闲话之中，突然只见天空中都是百十个小星星，全都掉到东南角。王冕道：“天有不测风云，把这帮星君降下来维护文运吧，咱们可比不上见面！”了他所说的“文运”。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不外是“孔子的话”不如历代所有圣贤所传微言大义，其实就是文化传统；“维持文运”显然就是为了保护这一传统，让“孔孟道统”的文脉得以延续。

二、《儒林外史》的尚贤传统

《儒林外史》开篇就阐明“尚贤”。在《史记》之后，《汉书·艺文志》也把“外史”列为专类加以记述。本文知县召王冕，王冕当即拒绝，而另外一个求才者吴王就不一样了，他亲临王冕家，问征服人心之计，颇具刘备求诸葛亮隆中之策的意味，这时，王冕就以“仁义”二字为回礼，向吴王当面拜谒。这样的处理显然与当时人们对于“贤人不仕”的传统认识相悖，因此遭到很多人反对。却在吴王定天下的时候，想征辟王冕的时候，王冕却毅然逃往会稽山。此举不但是儒者风范，更是让人敬重的隐逸风度。王冕之见，“一代文人有厄者”，抒发其时代政策、文人命运观，为整篇文章写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打下了基调。

三、知识分子的理想——文行出处

吴敬梓对士林重塑的美好憧憬，表现于其笔下名士形象，这些名士形象表现了作者对魏晋六朝名士“越名教，任自然也”之敬仰与向往。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便是“仁义”二字。文章中的名士是非常喜欢自然的。庄绍光推崇湖光山色，杜少卿渴望看花吃酒，虞博士手植红梅醉心天然。这四个人代表了魏晋士人最理想的人格境界。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窥探出魏晋名士对自然的喜爱、流连山水，潇洒自如；魏晋名士的豁达乐观也表现在他们对待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的态度上。魏晋名士超然脱俗，也表现为轻视虚伪礼教，寻求独立个性。他们中不乏志士仁人，也有一些是在乱世中受迫害而死于非命者。杜少卿是其中代表。他是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文人。第一，其言论别具一格，第二，行为放荡不羁。他以“清谈”著称，同时也以“放荡形骸”而闻名。杜少卿的傲骨拒俗，让人不由得想起魏晋时期“嗜酒嵇中散”的风流倜傥。

魏晋时期是一个动荡的社会，名士坚守乱世的独立人格，他们飘逸清雅、荒诞豪爽，葆有理想的境界。作者借小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即对封建专制统治下人民悲惨处境和黑暗现状的揭露与批判。吴敬梓的性情，也受到魏晋风度的浸染。其小说《儒林外史》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超然旷达的人生情趣与理想追求。他是位叛逆性格，反抗精神很强的作家。他的思想和创作都深受其影响，同时也受到当时玄学思潮的浸染。尽管他所处的时代盛世承平，但知识分子却受到了时代的束缚，依然命运多舛。他的思想受到当时主流文化的影响，但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他要以“士”为中心，在与世俗的斗争中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因此，如何保持人格独立、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成为吴敬梓和他笔下真名士的理想追求。

四、结论

《儒林外史》把历史的背景拟作明代，它的现实描写，更多的是它对现实社会的剖解。作者借小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即对封建专制统治下人民悲惨处境和黑暗现状的揭露与批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