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课 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史料拓展练）历史统编版选择性必修1（原卷版）.docxVIP

第11课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史料拓展练）

1．自汉武帝拓边西北开始，政府就依据《尚书·禹贡》中的三危、弱水、黑水等古地名命名当地山川。这些新命名的山川并未被视作新开辟的领土，而是被视作自古以来就从属于华夏政权。这一做法（?）

A．促进了中外联系 B．完善了郡县制度 C．体现了华夷思想 D．有利于边疆治理

【史料解读】汉武帝时期对西北边疆的开拓，不仅是军事与政治层面的领土扩张，更蕴含着深层的文化与治理智慧。史料中“依据《尚书?禹贡》中的三危、弱水、黑水等古地名命名当地山川”的做法，折射出汉代政权对边疆治理的独特思路：从“新领土”到“固有疆域”的认知重构。

《尚书?禹贡》作为先秦儒家经典，记载了古人对华夏疆域的理想划分，其中的“三危”“弱水”等名称，早已成为华夏文明“固有疆域”的象征符号。汉武帝以这些古地名命名新征服的西北山川，并非简单的文化附会，而是通过历史记忆的嫁接，将“新拓领土”纳入华夏文明的“自古以来”叙事中。这种做法弱化了边疆的“异域性”，强化了其与中原政权的历史联系，本质上是对边疆“华夏属性”的文化确认。

2．据《后汉书》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东汉都城洛阳则是“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的交通枢纽。这些文献记载，可用于佐证东汉时（?）

A．政府重视基层管理 B．大一统政治秩序建立

C．统治者重视边疆治理D．民族交融程度加深

【史料解读】《后汉书》中关于东汉灵帝及京都贵戚对“胡服、胡帐、胡床”等胡人器物与文化的喜好，以及洛阳作为“万方辐凑”交通枢纽的记载，生动勾勒出东汉中后期民族交流的鲜活图景，为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提供了重要线索：“胡风”盛行：民族文化互动的直观体现。史料中“灵帝好胡服……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的描述，反映出东汉都城洛阳对胡人文化的接纳与追捧已形成社会风尚。从日常起居的“胡床、胡坐”，到饮食娱乐的“胡饭、胡舞”，再到乐器“胡空侯”，胡人文化元素深入宫廷与上层社会生活，这绝非孤立现象，而是民族间物质与精神文化频繁交流的产物。这种自上而下的“尚胡”潮流，打破了中原与边疆民族的文化隔阂，展现出不同族群在生活方式、审美趣味上的相互渗透。洛阳的枢纽地位：民族交融的地理基础“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的记载，点明了洛阳作为全国交通中心的区位优势。这种地理条件使得边疆民族的文化、器物能够便捷地传入中原，为“胡风”在都城的流行提供了物质传播的通道，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中原与边疆民族往来的密切程度。

3．《元史·地理志》中提到，元朝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呈现出与内地一体化的趋向，“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这一管理方式体现了元朝（?）

A．削弱割据隐患加强中央集权 B．服役负担远重于唐朝

C．放弃羁縻政策采用强权管理 D．一视同仁地对待各区域

【史料解读】《元史?地理志》中“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的记载，清晰展现了元朝对边疆治理的突破性变革，其核心在于打破前代“羁縻之州”的松散模式，推动边疆与内地的管理一体化。?从“羁縻”到“同制”：边疆治理模式的质变?唐代的“羁縻之州”虽将边疆纳入版图，却保留了当地部族的自治权，中央政府多以册封、朝贡等方式间接控制，赋税、徭役等核心治理权并未深入。而元朝“皆赋役之，比于内地”的做法，意味着边疆地区需像中原一样承担赋税、服役义务，这背后是行政体系的全面延伸——如行省制度在边疆的推行、基层官职的统一设置等。这种变革并非简单的权力扩张，而是通过制度统一强化边疆与中央的联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边疆“化外之地”的属性。

4．下表为明朝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1《贵州布政司·建置沿革》的记载。这一史料可用以佐证当时（?）

本朝以其地分隶云南、湖广、四川三布政司。永乐十二年废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始置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领贵州宣慰使司及思州、思南、镇远、石阡、铜仁、黎平、乌罗、新化八府，乌罗、新化寻废。成化十年置程番府。弘治七年置都匀府，仍为府八，并普安、永宁、镇宁、安顺四州

A．改土归流已在贵州全面完成 B．地方监察与行政体系平行设置

C．边疆与内地治理趋于一体化 D．羁縻政策实现对边疆直接管辖

【史料解读】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对贵州布政司建置沿革的记载，清晰呈现了明朝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化过程，其核心是通过行政体系的重构，推动贵州与内地治理模式的趋同。从“分隶三司”到“独立布政司”：行政管辖的升级。明朝初期“以其地分隶云南、湖广、四川三布政司”，表明贵州尚未形成独立的省级行政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