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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学习《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自查报告

2025年，我深入学习《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结合自身教育教学实践，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师生关系、职业操守、家校沟通等维度开展全面自查，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学习《办法》的实践与认知提升

自2025年3月学校启动《办法》专题学习以来，我通过“集中研学+个人深学+案例析学”三重路径推进学习。首先，全程参与学校组织的4次专题讲座，重点学习《办法》修订后的7类违规行为界定、处理程序及“一票否决”等核心条款；其次，利用课余时间逐字研读《办法》原文，标注“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及其他场合有损害党中央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歧视、侮辱学生，虐待、伤害学生”“组织、参与有偿补课”等12条高频风险条款，并结合《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整理对比学习笔记3万余字；最后，参与年级组“师德风险场景模拟”研讨6次，分析近年来教育系统通报的20个典型案例（如某教师在家长群索要礼品、某教师公开体罚学生致舆情事件），通过“情景还原—条款对照—责任认定”的研讨模式，深化对“红线”“底线”的具象化认知。

通过系统学习，我深刻认识到：《办法》不仅是“负面清单”，更是教师职业的“安全指南”。过去认为“不体罚、不补课就是师德合格”的认知存在局限，现在意识到“在课堂传播错误价值观”“对学生心理问题漠视不作为”“利用职务便利暗示家长办事”等隐性违规行为同样触碰红线。这种认知转变推动我从“被动守底线”向“主动树高线”升级，将师德要求融入日常教育教学的每个环节。

二、对照《办法》的自查内容与具体表现

（一）思想政治与师德方向

对照《办法》第一条“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及其他场合有损害党中央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我自查日常教学中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引导。本学年承担高二年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程，课堂上能结合时政热点（如“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引导学生辩证思考，但3月讲解“文化自信”章节时，一名学生提出“传统节日不如西方节日有仪式感”，我当时仅简单回应“要增强民族自豪感”，未深入剖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历史背景，引导力度不足；网络社交方面，微信朋友圈从未转发过不当言论，但4月浏览某自媒体“教育焦虑”类文章时，曾点赞过一条“教师工资低导致职业倦怠”的偏激内容，虽未评论，却间接传播了负面情绪，不符合“在公共场合规范言行”的要求。

（二）教育教学行为规范

针对《办法》第三条“违反教学纪律，敷衍教学，或擅自从事影响教育教学本职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及第四条“歧视、侮辱学生，虐待、伤害学生”，我重点检查教学态度与学生管理方式。本学年承担两个班级数学教学，备课平均时长从去年的2.5小时/课提升至3.5小时/课，课件更新率达80%，但11月因筹备校级公开课，导致两个班级的作业批改延迟1天，虽事后补改并说明原因，仍反映出时间管理能力不足；学生管理中，对学困生的关注存在差异：班级前20名学生面批作业每周2次，后10名学生仅每周1次，10月小测后，曾对一名连续3次不及格的学生说“再这样就别浪费课堂时间了”，虽未体罚，但言语中带有否定性评价，伤害了学生自尊，符合《办法》中“侮辱学生”的界定。

（三）师生关系与行为边界

对照《办法》第五条“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行为”及第六条“在招生、考试、推优、保送及绩效考核、岗位聘用、职称评聘、评优评奖等工作中徇私舞弊、弄虚作假”，我重点排查师生互动的分寸感与教育评价的公正性。本学年担任班主任，与学生单独谈话均选择教室或办公室（监控覆盖区域），未出现单独约见异性学生至私人场所的情况；但9月组织“三好学生”评选时，因一名学生家长是校家委会成员，在综合评议中对其日常表现的描述稍显侧重（如强调“积极参与班级活动”而淡化“作业偶尔拖延”），虽最终投票结果符合实际，但主观上存在“照顾关系”的倾向，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

（四）职业操守与社会活动

针对《办法》第七条“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及“组织、参与有偿补课”，我核查校外活动与经济往来。本学年未参与任何校外培训机构授课，未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补课广告；但6月受某教育平台邀请录制“数学解题技巧”微课，平台提出按播放量分成，虽未签约，但初步沟通中未明确拒绝“有偿合作”，存在打擦边球的风险；10月参加社区公益讲座时，引用网络上的教学案例未标注出处（如直接使用某公众号的“错题分析模板”），虽非恶意抄袭，但反映出学术规范意识薄弱。

（五）家校沟通与廉洁自律

对照《办法》中“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相关条款，我检查与家长的互动方式。本学年通过家长群发布通知127次，未出现推销商品、要求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