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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画像石中的神话体系解读

引言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融合与精神建构的关键时期，儒家思想的正统化、道家思想的民间渗透以及方术信仰的盛行，共同孕育出独特的神话叙事体系。作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物质文化载体，汉代画像石以雕刻于石材上的图像语言，将抽象的神话思维转化为可触可感的视觉符号，成为我们解码汉代人精神世界的“密码本”。这些分布于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的画像石，从墓室、祠堂到石阙，用简练的线条与饱满的构图，勾勒出西王母的昆仑仙域、伏羲女娲的创世神话、羽人的升仙路径等丰富意象，形成了一套既具地域特色又有统一内核的神话体系。本文将以汉代画像石中的图像为核心，通过解析其神话母题、构建逻辑与文化内涵，揭示这一体系背后的汉代宇宙观与生命观。

一、汉代画像石与神话叙事的关联基础

汉代画像石的兴盛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自西汉中期起，厚葬之风逐渐盛行，人们相信“事死如事生”，墓室不仅是亡灵的居所，更是沟通生死、寄托信仰的空间。画像石作为墓室装饰的核心载体，其题材选择必然服务于这一需求——既包含现实生活的“升仙”愿景，也需要神话叙事的“合法性”支撑。

（一）画像石的分布与神话题材的地域性特征

汉代画像石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南南阳、四川、陕北四大区域。山东地区因受齐地神仙文化影响，画像石中“海上仙山”“西王母”等题材尤为突出，如嘉祥武氏祠的西王母画像，常以华盖为中心，周围环绕玉兔捣药、九尾狐、三足乌等祥瑞；河南南阳地处中原，受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影响，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应龙驾云等图像更强调创世神话的叙事性，如南阳汉画馆藏的“伏羲女娲捧日托月”石，二人蛇尾交缠，手持规与矩，象征天地秩序的初创；四川地区因道教发源地的文化基因，画像石中“羽人乘鹿”“仙人骑兽”等升仙场景更为密集，如彭山江口汉墓的“西王母与六博图”，将神仙游戏与凡人祈愿结合，展现了民间信仰的世俗化特征。

（二）画像石的功能与神话叙事的目的

画像石的功能可分为“纪念”与“祈愿”两类。在祠堂画像中，神话图像多与历史人物（如周公辅成王）并列，通过“神圣历史”的并置强化家族荣耀的永恒性；在墓室画像中，神话则承担“护佑亡灵”与“指引升仙”的双重功能。例如，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墓门画像，左侧雕刻伏羲执规象征“天”，右侧雕刻女娲执矩象征“地”，二者共同构成墓室的“天地之门”，既划定了亡灵的生存空间，又暗示了阴阳调和的宇宙秩序；而墓室顶部的星象图与羽人图，则通过“天人感应”的逻辑，将亡灵的升仙路径与星辰运行相连接，赋予其“登天”的合理性。

二、汉代画像石中的核心神话母题解析

汉代画像石中的神话图像并非零散的符号堆砌，而是围绕“创世-秩序-升仙”的主线，形成了以至上神、创世神、不死信仰为核心的母题体系。这些母题既保留了先秦神话的基因，又在汉代思想的整合下完成了体系化重构。

（一）至上神：西王母与东王公的二元并立

西王母是汉代画像石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神话形象。从早期《山海经》中“豹尾虎齿而善啸”的凶神，到汉代演变为“司寿”的慈祥女仙，西王母的形象转变反映了神话的“人文化”过程。在画像石中，西王母通常端坐于昆仑山上（以山峦或华盖为标识），左侧常立捣药的玉兔、持灵芝的蟾蜍，右侧多为献瑞的九尾狐、衔珠的三足乌，周围环绕着羽人、仙人与跪拜的凡人。这种构图模式将“不死药”（玉兔捣药）、“祥瑞”（九尾狐）、“沟通媒介”（羽人）等元素整合，构建出“西王母-仙兽-凡人”的等级化仙域体系。

与西王母相对应的是东王公。这一形象虽晚见于文献（最早见于《神异经》），但在画像石中已形成稳定的配对关系。山东沂南北寨汉墓的“东王公西王母对坐图”中，东王公居左（东方），戴冠着袍，身旁有青龙、仙人骑鹿；西王母居右（西方），戴胜披帛，身旁有白虎、仙人乘凤。二者通过中间的“建木”（或九尾鸟）连接，形成“东-西”“阳-阴”“男-女”的二元结构，这既符合汉代“阴阳调和”的宇宙观，也暗示了神仙世界的“中央”（建木）作为沟通枢纽的核心地位。

（二）创世神：伏羲女娲的符号意义

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形象在汉代画像石中极为常见，其核心符号包括交尾的蛇尾、手持的规与矩、头顶的日与月。河南南阳唐河针织厂汉墓的“伏羲女娲图”中，伏羲左手执规，右手举日轮（内含金乌）；女娲右手执矩，左手托月轮（内含蟾蜍），二者蛇尾紧密交缠，尾部延伸出云气纹直至画面边缘。这种构图至少包含三重意义：其一，规与矩象征“天圆地方”的宇宙构建工具，体现“伏羲制天、女娲设地”的创世传说；其二，日与月代表阴阳二气，交尾的蛇尾则象征阴阳交融，共同构成“太极生两仪”的哲学表达；其三，云气纹的延伸暗示创世之后的万物衍生，将神话叙事从“起源”推向“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还与“星宿”结合。四川新津宝子山汉墓的“伏羲女娲捧星图”中，二人手中除规、矩外，还托举着北斗七星与二十八宿的星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