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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绳子的硬度

一根绳子能干啥？对于这个问题，年轻时的我从来没有深人思考过。直到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寒夜，全程见证了两个貌似柔弱的半老男人和一根貌似柔软的绳子的故事，我才明白绳子就像人心，存在着无数种可能一一它可以让人变好，也可以让人变坏；可以让人陷入困境，也可以让人转为主动；可以让人胆怯与懦弱，也可以让人瞬间变得刚强与坚硬，关键在于你怎么去理解和使用它。这个雨夜里的发现，至今仍在影响着我对人生的态度。

那时节，我才二十出头，在一个有着几百名职工的企业任总经理秘书。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单位，企业的三家出资方分别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董事长由国企方担任，总经理由私企主担任，常务副总经理由集企方担任，国企方股份最多，但实际控制企业的却是总经理。职工的来源和身份也多种多样，有全民工，有集体工，有聘用工，有临时工，有计件工，有政府下派来联点和任职的官员，还有好几十名近年陆续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一薪资一一聚集到了开发区的荒山野岭上。作为开发区第一家冒烟的工厂，据说我们的工资奖金当时在全市都遥遥领先，想来这里工作的人数不胜数，每次招聘，那黑压压的人群和排得长长的队伍，总是让人莫名地亢奋又无端地悲伤。

作为一名乡下的小学老师，我一直梦想把户口转到城里去，现在能够进入到这家新型企业并在如云高手中脱颖而出担任总经理的秘书，照理说应当感到万分荣幸和无比快乐，可是，我的心情却长期压抑和忧郁。我总觉得天空灰蒙蒙的，无数的尘埃阻挡了我的视线，让我着不清身边的一切。我仿佛孤身一人，行走在茫茫旷野，随时会被飞来的暗器或者是横祸击伤。我不知造成这种状况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而把它归结为总经理暴躁的脾气。这个四十出头的全市首富，俨然就是企业的帝王，在他的版图与疆域之内，主宰着所有人的命运，上至副总，下至门卫，全被他骂得战战兢兢，汗出如浆。与他接触最多距离最近的我，自然也就挨骂最多。他要骂董事长、骂常务副总、骂政府官员时，也拿我出气，骂得地动山摇，日月无光。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像神经病一般发作，因此整天紧张兮兮的，长年累月被无边无际的恐惧感笼罩着，根本看不到青春应有的明媚阳光。

可奇怪的是，我发现别的同事也大多不快乐。比如普通的职工，他们距总经理很远啊，即使偶尔被骂一次，那也只是撞中了，并不是常态，有什么好忧虑的？比如领导层，进出都是奔驰和凌志（那可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啊，全市加起来都没几辆这样的豪车），收人高得吓人，也没什么事做，就是开开会动动嘴巴，还有什么不满足呢？比如“皇亲国戚”（总经理的亲戚和情人），大多来自乡下，既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特长，工资却比一般员工还高，为何也愁眉苦脸？再如联点干部，上班自由，受人尊敬，为何也小心翼翼，心事重重？还有天中专毕业生们，户口留在了市里，工资比分在别处的同学高几倍，还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当时没有细究这种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因由，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是单位过于偏远、老总脾气过于暴躁，造成了大家压抑苦闷的心理。我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时的我们，人人身上都被套上了一根看不见的绳索。

当然也有例外。我发现这里有两个人就从来着不出任何心理负重，他们一天到晚笑呵呵的，轻轻松松自自然然大大方方地面对每一个人，而总经理，也对他俩客客气气，不说骂他们，连重话都没说过。这两个人是兄弟，都五十大几了，哥哥叫方晋文，高大肥胖，是食堂的厨师，弟弟叫方晋武，矮瘦精明，是企业下属核心工厂的技术副厂长。他们兄弟俩同住一间房子，就在成品仓库的尽头，非常僻静，房门外有一柱伸到半空的路灯，把他们的每个夜晚都照得通透雪亮。

万氏兄第对我十分友好（那的企业的仕何人都对我友好，至少表面上），我也很喜欢与他们接触。每次到食堂打饭，方晋文总是要悄悄地匀一勺待客的小炒给我，有时是半碗爆炒肥肠，有时是几坨红烧肉，有时是一条清蒸鲫鱼，有时是两只大鹅掌，常常吃得我满嘴流油，让同事们羨慕嫉妒恨。他似乎想用他精湛的厨艺和精致的美味，来化解我内心的忧郁，并激发我对生活的热爱。可我总觉得受之有愧，常常硬要塞给他几张餐票，两人推来推去，甚至好几次还引起了负责食堂的总经理亲戚的注意。方晋文只得收下餐票丢进票箱，压低声音狠狠地骂我：蠢家伙！可能是我的这股蠢气让他更加同情，也可能是我的实诚让他真心喜欢，反正下次去打饭，他又照给不误。至于餐票，我有时给了，有时也没给，彼此心照不宣，不以为意。方普武则喜欢到办公室来找我聊天。每天半上午和半下午，他在车间里安排好生产，就提着个天罐头瓶做的茶缸，穿过停满货车堆满货物的晒场，一身秘鲁鱼粉味（产品中添加的一种进口原料）出现在办公楼。他先是在走廊里瞄一眼我办公室，如果总经理在里面，就到隔壁倒一杯茶赶紧回车间去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必定会进来很享受地歪到真皮沙发上，天文地理闲聊一气。他年轻时走南闯北，练过功夫，见多识广，口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