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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化名），我妈说她快死了，想把长寿金、银行卡密码交由你来保管，你愿意吗？”李婆婆（化名）的大女儿在清明假期紧急致电社工。
李婆婆今年83岁，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和精神分裂症，平时一个人住，生活能自理，丈夫去世9年，三个女儿均移居国外多年。在病征上的表现李婆婆总觉“曾被诬陷未平反”、遭“黑科技”迫害，以致于每到晚上必定要用一个半小时进行全副武装，常频繁通过上访、拨打12345、到派出所、退委办、居委反映诉求，令到各部门不胜其扰。
这么多年来李婆婆与邻里关系非常紧张，没有知己朋友，周遭认识她的人都称她为“疯子”。社工通过两年多时间的固定陪伴，与她建立了牢固的信任关系，李婆婆逐渐减少了外出“告状”的次数。社工在固定陪伴的同时还建立“微信日常聊天群”与李婆婆的女儿和侄媳妇们互动，因此，她的家人对社工都非常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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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情来袭，高龄独居老人焦虑过重
3月来，李婆婆觉得“黑科技”的迫害手段加重，有时还整夜不能眠地与“黑科技”作斗争，身体很快就吃不消了。这天，李婆婆因为坐骨神经痛到医院就医，医生建议她住院治疗，入院两天后，疼痛依旧，疼痛还引发了李婆婆的焦虑。她非常担心病情不能好转，家里的燃气费、水费、电费没能及时交而出现被断水断电的窘况；又想到女儿们都在国外，疫情原因还无法回国探亲，生活可能更不好过，万一自己就这样去世的话财产可能会得不到有效管理；再看看现状，自己腰痛住院身边举目无亲，对比同病床的病友都有儿女嘘寒问暖，或是送汤水改善伙食，更倍感孤独与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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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求生欲望令到李婆婆觉得首要的事情是要改善伙食，让身体先好起来，因此希望社工能找到人煲汤并送到医院，同时寄语社工每次到院探访时能够为她购买必需的生活用品。而满足以上条件前提是社工手上要有可支配的资金，李婆婆由于腰痛行动不便，再加上住院部封闭式管理导致她无法外出银行取款，因此想把长寿金、银行卡密码交由社工小黄管理。李婆婆的大女儿提出为她管理长寿金、银行卡遭拒，她认为，女儿在国外，远水救不了近火。这一切唯有交给近在身边，随叫随到的社工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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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主移情，社工清晰把控服务边界
社工到医院探访李婆婆，李婆婆虽然神智清楚，能清晰表达诉求，但腰痛令到她的表情非常痛苦，只能躺在床上和社工交谈，李婆婆认为“我受疼痛折磨活不久矣，唯有把一切(生活安排、身后事、财产管理)交给社工安排才放心”。
由于李婆婆的三个女儿均移民国外多年，因为疫情原因也都已经三年无法回国探亲；李婆婆的亲戚都在上海，3月以来因为疫情原因上海封控管理，也没法及时来到李婆婆的身边；李婆婆的同事们大都年事已高，日常都依赖儿女的照顾，无力为她提供帮助；而李婆婆这么多年来因为自身精神疾病的缘故，认识她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此时，社工成了李婆婆求生意念中唯一能抓得住的最后一棵稻草。从李婆婆不愿意把长寿金、银行卡密码交由女儿保管，只愿意交给社工小黄这一举动来看，李婆婆对社工小黄已经移情。
李婆婆面对社工不断哭诉“我就要死了，你们一定要管我。”“我现在遭受着很大的痛苦，真的受不了了！”社工首先倾听同理李婆婆，并向她转达律师的专业意见——社工不能代为管理她的财产，社工只能在她住院期间行动不便时代为去银行取现，现金要交由她本人管理。为保障李婆婆资金的安全和社工接下来对李婆婆提供的服务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社工在服务主任的帮助下拟定了服务协议，并听取律师的建议进行修改，再与李婆婆商议。
但李婆婆坚持“不行的，钱怎么能由我本人管理呢，我不能管理的。我都要死了，还怎么管理。”“我整个人都交给你了，你为我安排后事好不好？”“你们不能不管我啊，我要死了。”李婆婆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社工此时评估到“小黄”在李婆婆心里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面对焦虑的李婆婆，社工始终和善而坚定地向她重复表达小黄不能跨越服务边界，如果超出边界会有“失业”的风险，李婆婆听到这里明显怔了一下。
社工在提出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都被李婆婆拒绝后，继续沉着冷静观察李婆婆的反应，借着这一股冷静，社工试探性地提出，“不如这样，我们在你住院期间代你到银行取现后，把现金转到你女儿的微信中，由你的女儿代为管理，社工根据你的使用需要再联系你女儿支付费用。
”李婆婆一听，更是摇头，“不行啊，她们都在国外，怎么可能拿得到我的钱呢？”社工安慰李婆婆说：“可以的，微信全球通用嘛。我们这样做只是让钱拐了一个弯，既保障了你资金的安全，又能保证社工的服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随后，李婆婆通过视频电话与大女儿确认了此事的确可行，爽快地在服务协议上签了名。接着，李婆婆开始对社工写出长寿金、银行卡密码，告知社工家中燃气费、水费、电费的缴费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李婆婆的情绪状态由一开始的焦灼不安，到整个人逐渐平静下来，最后还能条理清楚地简短记录交接给社工的事宜。李婆婆慢慢地能理解社工的工作边界，感慨“早知当年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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