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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学生全面客观认识“中体西用”思想的尝试

张宗立

（重庆市沙坪坝实验中学校，重庆400030）

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大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耻辱和创伤。痛定思痛，自强以图御侮开始成为自觉意识。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明确提出兴办洋务的宗旨，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它认为“自强之道”是对西方国家“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的目的是维护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初渊源。赘叟在《救时策》中，首次明确表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指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由此，他成为“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者。

一、“中体西用”内涵简释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中学”是熟识的东西。陈旭麓先生对其阐述道，或指为“伦常名教”，或指为“四书五经”，或指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或指为“中国史事、政书、地理”，推而及于中国旧有的文化属之，统归于形而上的“道”。[2]简言之，“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纲常名教；“西学”是陌生的东西，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体”指本体、主体或实体，即根本的意思；“用”是指功用、作用或属性，即具体的措施。“体”“用”观念属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体”是本然存在或独立存在的东西，“用”则必须依赖于体而不能离开体独立存在。“中学为体”是指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指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技，仿效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救日益衰败中的清王朝。“中体西用”思想的本质在于学习西方外来事物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外来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本之以中学，辅之以西学”，在维护传统的体制和伦理纲常的前提下，采用西方的近代文明，目的是挽救江河日下的封建统治。“中体西用”既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方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也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

二、“中体西用”实践历程

汪荣祖指出：“晚清有三大运动，即自强运动、变法运动与革命运动。三者皆有其独特之思想背景。从历史发展上观察，自强思想发生最早，继之以变法思想，再继之以革命思想。从思想发展上观察，三种思想虽继往开来，但在新旧交替之时，新思想常发生于旧思想未尽褪色之前。”[3]这三股思想潮流的核心是“向西方学习”，怎样运用西方近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及思想文化来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民族危机。

1.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于19世纪60—90年代掀起的自救运动。它以“自强”“求富”为旗号，主张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了诸如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等一批重要的近代军事工业，兴办了诸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等一批规模较大的民用工业，客观上提升了中国的军事防卫能力，但“它因模仿一部分西方器物而异于传统，又因主其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以挣脱传统。”[4]最终以北洋舰队在甲午威海卫之战中全军覆灭而宣告破产。

2.维新变法

甲午中日战争，清朝的战败，使士大夫清醒认识到：只学习西方的军事、科学技术不足以救中国，探索一条救亡道路迫在眉睫。1895年春，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使维新思想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1896年，梁启超发表《西学书目表后序》，明确指出，“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至1898年6月，光绪帝“诏定国是”宣谕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由此可知，光绪帝已将“中体西用”思想作为其改革维新的指导思想。但是，在封建顽固势力的反扑之下，戊戌政变标志着维新变法的失败。

3.辛亥革命

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兴，逆之则亡。近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或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改革，或民族统一运动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再颁布保护资产经济利益的法律文献来确立中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政治。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试图通过彻底变革政治制度挽救中国。孙中山认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前提是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用”，更要学习西方的“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三、多范式评价“中体西用”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强调“从不同角度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5]“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