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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对版权登记的应用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全球版权登记体系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阶段，传统中心化登记模式在应对数字创作爆炸性增长时显现出局限性。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仅网络文学作品总量已超过3600万部，其中年新增作品约200万部，而通过传统渠道完成正式登记的作品仅1063万件。登记成本高、确权周期冗长与证据效力认定成为传统渠道作品登[1]记数量与创作数量差距较大的重要障碍。

区块链技术的介入为这一领域带来范式革新，其依托哈希算法生成作品数字指纹、时间戳序列固化创作时点、分布式节点网络保障数据抗攻击性，构建起“创作即登记”的新型治理架构。在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版权登记的过程中，权利人将作品相关材料上传至区块链系统后，系统会借助时间戳为每份作品标注精确的时间信息，并通过哈希算法计算生成唯一的散列值。随后，这些数据被存储于区块链中，从而完成作品的区块链版权登记。在这种模式下，区块链系统无需再向传统版权中心提交登记申请，而是能够自主完成版权登记，并向权利人颁发版权登记证书。

在技术赋能的版权登记实践中，暴露出与法律规范深层适配的冲突。例如，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深圳奇策迭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诉杭州原与宙科技有限公司”案中，法院指出，尽管NFT数字作品的交易记录被保存在区块链上，但由于平台未能提供符合法律要求的权属证明，导致其在法律效力上存在瑕疵。

区块链技术在版权登记的实践中无法贴合法律规则的本质是技术赋权模式与传统法律价值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当区块链试图以“代码规则”重构版权登记体系时，却遭遇独创性判断的困境、登记制度的纠错需求、证据规则的公信力要求等法律底层的制度刚性。如何构建既保留技术特性又符合法律规则的协同机制，成为数字时代版权治理的核心命题。

二、理论反思：法治框架下区块链版权登记制度的学理检视

（一）难以界定作品的独创性

区块链技术在版权登记中对作品独创性认定的困境，本质上是技术理性与法律价值判断的冲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作品受保护要求其表达方式具有独创性。需要结合具体作品类型、创作背景进行实质性分析，本质上属于法律价值的判断范畴。现行著作权制度中的独创性认定标准与区块链存证技术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

区块链哈希算法的技术逻辑基于运算确定性。作品上传至平台后，系统通过单向哈希函数生成固定长度哈希值，与作品二进制编码形成唯一映射关系。任何内容修改均导致哈希值变化，但无法判断修改是否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独创性标准。该机制将作品同一性简化为数学等值判断，其“逆向不可推导”特性虽保障数据完整性，却剥离了作品内容特征，导致技术验证与[3]法律审查标准脱节。

由此产生两个层面的法律适用问题：其一，技术验证标准与法律判断标准存在维度差异。区块链系统仅能证明哈希值对应作品未被篡改，但无法判断该作品是否具备独创性。如某作品经“洗稿”处理后生成新哈希值，区块链系统会将其视为新作品，但此类修改可能尚未达到著作权法要求的创作性高度。其二，版权登记效力认定面临制度冲突。我国规定登记机关需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而区块链平台基于哈希算法的自动存证机制，实际上排除了对作品独创性的审查环节。

更深层的矛盾是区块链的全流程存证特性与著作权法独创性判断的瞬时性要求产生冲突。法律以作品完成时的最终形态为判断基准，而区块链记录的中间版本数据迫使司法审查向生产过程追溯，加剧举证成本，更导致裁判逻辑陷入“过程决定结果”的误区。

（二）版权登记撤销机制的技术性僵化

区块链技术的快速迭代对传统法律体系提出了结构性挑战，尤其在版权登记领域呈现出制度规范与技术特性间的深层张力。法律为维护社会关系稳定，其制度设计往往基于特定时期的技术条件，当底层技术架构发生范式转换时，既有规范无法匹配技术发展。以《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为例，其确立的撤销程序仍沿袭纸质登记时代的线性审查逻辑，要求申请人提交实体证明材料并经历多部门人工核验，这与区块链系统即时存证、全网可溯的技术特性形成根本冲突。这种程序性障碍不仅造成行政资源浪费，更反映出法律规范对技术赋能的认知局限。登记机关仍将区块链存证视为传统证据的电子化补充，而非重构登记制度的技术基础。

智能合约应用中技术特性与法律价值的冲突进一步凸显。现行《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第6条将“错误登记”归责于“登记机构工作失误”，难以适应智能合约漏洞、私钥盗用等技术风险场景。当算法执行登记行为出现偏差时，现行法律既缺乏技术缺陷责任认定标准，亦未建立风险分配机制。更深层矛盾在于，法律解释方法尚未构建适配代码规则的分析框架，仍以工业时代责任逻辑规制算法社会的法律关系。

区块链技术难以使用版权登记撤销制度的根源在于，区块链将版权登记从“法律事实记录工具”转化为“不可变更的技术事实”，其底层逻辑与法律系统“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