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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布拉格进程”与“首尔进程”的竞合关系——基于2024年AI安全峰会系列会议比较

一、摘要与关键词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其对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人类福祉的潜在“灾难性风险”已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以英国布莱奇利公园峰会为开端的一系列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迅速催生了两个并行的多边治理平台：侧重于“高风险AI系统”监管和“民主价值”的“布拉格进程”，以及侧重于“安全、韧性与包容性”并寻求平衡“安全与创新”的“首尔进程”。

本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对二〇二四年人工智能安全峰会系列会议的比较分析，诊断和阐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布拉格进程”与“首尔进程”在理念、议程和最终目标上的竞合关系。本研究采用比较政治分析法，系统梳理了两次峰会及其相关部长级会议所发布的《领导人声明》、《安全框架》与《行动计划》等政策文本。

研究发现，“布拉格进程”体现了“风险为本、价值驱动”的治理理念，其核心在于对AI系统进行强制性、透明化的事前监管，以保护公民权利和民主制度。相比之下，“首尔进程”体现了“效益与安全平衡”的理念，其核心在于推动自愿承诺、加强模型评估的科学合作，并更加强调全球南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包容性。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两大进程的竞争性体现在“监管强制力”与“价值取向”的差异上，但其合作性体现在对前沿AI模型带来的“灾难性风险”的共识以及对透明度的追求上。二者的竞合关系构成了当前全球AI治理的“双轨制”，未来全球AI治理的有效性将取决于能否将“布拉格进程”的高标准和“首尔进程”的高包容性进行有机融合，以应对AI技术的全球扩散和快速演进。

关键词：人工智能治理；AI安全峰会；布拉格进程；首尔进程；竞合关系；前沿AI；全球共识

二、引言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通用目的技术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对治理模式的深刻挑战。当代，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AI系统，以其快速迭代、涌现能力和对人类认知及社会结构的颠覆性影响，被公认为自互联网以来最具变革性的GPT。其潜在的“失控风险”已从科幻走进现实，对主权国家和全球秩序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

面对AI技术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复杂局面，国际社会在二〇二三年至二〇二四年间迅速行动，开始构建多边、多利益攸关方的治理架构。其中，以英国布莱奇利公园峰会为起点的AI安全峰会系列会议，成为凝聚全球共识、推动具体行动的关键平台。

在此进程中，由于各国在AI产业发展阶段、核心价值观念以及地缘政治利益上的差异，全球AI治理的版图并未形成单一、统一的路径，而是迅速分化为至少两大并行的多边努力，本研究将其概括为“布拉格进程”和“首尔进程”。

“布拉格进程”，尽管并非单一峰会，但其精神内核和原则体现在以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为代表的“高风险监管范式”以及与西方民主联盟在AI价值取向上的高度一致。它强调事前监管、强制合规，将AI风险视为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威胁，并侧重于针对具体的、可识别的高风险应用进行严格约束。

“首尔进程”，则以二〇二四年由韩国和英国共同主办的AI安全峰会为代表，它在“布莱奇利精神”的基础上，试图将议程从最初的“高风险/前沿AI”扩展到“安全、创新与包容性”的更广泛议题。它旨在平衡“安全”与“创新”，并通过自愿承诺和科学合作来管理风险，同时更加强调全球南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避免形成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AI俱乐部”。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第一，在治理理念上，“布拉格进程”的“风险为本、价值驱动”与“首尔进程”的“效益安全平衡”存在哪些根本性差异？第二，在具体政策工具和议程设置上，这两大进程是如何相互竞争和彼此配合的？第三，两大进程的竞合关系将如何塑造未来全球AI治理的最终格局，并为实现一个有效、公平且具有全球包容性的AI治理体系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的目标设定为：第一，详细解析二〇二三年至二〇二四年AI安全峰会系列会议中，两大进程各自所发布的政策文本，提炼其核心治理原则；第二，通过比较分析，识别两大进程在“监管强制性”、“价值基础”和“地缘政治轴心”上的关键区别；第三，评估两大进程的并存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整合与分裂效应。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将系统梳理关于AI治理范式、国际合作与技术安全的相关文献；第四部分阐述本研究采用的比较政策分析方法；第五部分是本研究的核心，将详细呈现和讨论两大进程的竞合关系及其对全球AI治理的塑造作用；第六部分将总结研究结论，并对未来AI治理的协调路径提出展望。

三、文献综述

关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研究是一个快速演进的领域，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对“治理模式比较”、“通用目的技术监管”和“全球治理碎片化”三股文献流派的梳理之上。

第一股文献，是关于“AI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当前学术界普遍识别出几种主要的治理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