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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保护法中心组研讨发言材料

同志们：

今天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保法”）开展专题研讨，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也是推动本地区文物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结合近期学习体会和工作实践，我从法律理解、实践挑战、完善路径三个方面谈几点思考，与大家交流。

一、深入理解文保法的核心要义，把握新时代文物保护的法治逻辑

中国是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古国，文物作为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文保法的制定与完善，本质上是党和国家对历史文脉传承规律的深刻把握。回顾立法历程，1982年文保法首次颁布，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2002年修订强化了文物所有权、考古发掘、民间收藏等关键领域的规范；2013年、2017年、2021年的三次修正，则聚焦不可移动文物原址保护、考古前置、法律责任细化等实践问题，逐步构建起覆盖“保护-管理-利用”全链条的法律体系。

法律的核心价值在于“守护文明根脉”。从文保法总则中“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立法宗旨，到分则中对“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考古发掘”“法律责任”的具体规定，始终贯穿一条主线——文物不是“无主资源”，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保护文物是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法定义务。例如，法律明确“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使用人负责修缮、保养”，将保护责任落实到具体主体；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从源头上防止建设性破坏。这些条款不仅是约束，更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制度保障。

二、直面文物保护的现实挑战，剖析法律实施中的痛点难点

尽管文保法不断完善，但从实践看，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依然突出，法律执行仍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结合本地区调研，主要存在以下几类问题：

一是城乡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冲突时有发生。随着新型城镇化加速，一些地方在城市更新、交通基建、产业园区建设中，对文物的“历史价值”评估不足，存在“重开发、轻保护”倾向。例如，2022年某县在修建绕城公路时，未按文保法要求提前开展考古勘探，施工机械意外损毁了一处宋代古桥遗址，虽事后启动抢救性发掘，但部分文物信息已永久消失。类似案例反映出，部分建设单位法治意识淡薄，地方政府在项目审批中对文物保护的前置审查不够严格，“先建设、后补救”的惯性思维仍未根除。

二是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文物安全是文保工作的底线，但盗窃盗掘、火灾损毁等风险长期存在。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例，本地区70%的古建筑分布在农村，部分建筑年久失修，消防设施匮乏，2023年某镇清代宗祠因电线老化引发火灾，主体结构严重受损；可移动文物方面，民间收藏市场活跃，但非法交易、赝品流通问题突出，个别不法分子利用法律漏洞，通过“地下渠道”倒卖出土文物，给文保执法带来挑战。此外，自然因素如酸雨侵蚀、地震灾害对文物的损害也需高度重视，部分基层文保单位因资金短缺，日常巡查和维护难以到位。

三是文物活化利用的法律边界亟待明确。文保法强调“合理利用”，但“合理”的标准在实践中容易模糊。例如，一些地方将文保单位外包给企业开发旅游，过度商业化导致文物本体受损；有的利用文物拍摄影视剧，未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对文物造成人为破坏。2021年某国家级文保单位因影视拍摄团队违规搭建道具，导致墙面彩绘脱落，虽最终追责赔偿，但暴露出“利用”与“保护”的平衡机制仍需完善。此外，数字化时代文物资源的开发（如3D建模、数字藏品）涉及知识产权、数据安全等新问题，现有法律对这些领域的规范还需进一步细化。

四是基层执法能力与文保需求不匹配。文保法的落实关键在基层，但县级文保机构普遍存在“人员少、专业弱”的问题。以我县为例，县文物局编制仅8人，需负责全县23处省级文保单位、156处县级文保单位的日常监管，人均管理文物点超20个，且多数工作人员缺乏考古、文物修复等专业背景，难以应对复杂的文保问题。同时，跨部门协同机制不畅，文物、住建、自然资源、公安等部门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上存在壁垒，导致文物保护“单打独斗”现象突出。

三、以文保法为引领，推动文物保护工作提质增效

针对上述问题，必须以文保法为根本遵循，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推动文物保护从“被动守成”向“主动作为”转变。结合工作实际，建议重点抓好以下四方面：

第一，强化法治思维，夯实文物保护责任体系。领导干部是文保工作的“关键少数”，要将文保法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校（行政学院）培训课程，推动各级干部树牢“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理念。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