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对电商平台规制恶意通知的建议综述》1900字.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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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商平台规制恶意通知的建议综述

目录

TOC\o1-3\h\u1880对电商平台规制恶意通知的建议综述 1

104241.1建立权利人信誉评级机制 1

327301.2引入保证金制度 1

219841.3探索新型必要措施 2

面对恶意通知，并非所有被通知人都会选择诉讼途径，因而行为保全制度并非规制恶意通知的唯一路径，实践中的电子商务平台必然需要对部分恶意通知，抑或是疑似恶意通知的侵权投诉予以甄别。此时可考虑在以下方面完善平台规则建设。

1.1建立权利人信誉评级机制

既然恶意投诉皆由人为完成，那么首先对于投诉的“权利人”本身，便可设置诚信“安检”。电商平台可以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投诉人的投诉历史进行记录和统计分析，以投诉量、投诉通过率、被投诉人申诉成功率等为评价标准，将投诉人分为诚信、普通、劣质、失信等不同级别，并根据对投诉人诚信度的筛选分层，提供不同的审查处理机制。对于信誉度较高的投诉人，在符合法律规定和侵权举证较为充分的前提下，开启迅捷通道，予以快速响应和处理；对于信誉度较低的投诉人，则较普通投诉人之审查施以更为严格的关注，并参考其历史投诉数据进行真假判断，必要时可等待结合被投诉人的反通知内容，再决定是否采取必要措施；对于已然失信而被列入黑名单的恶意投诉人，对其重复恶意投诉或是在促销时点发出的恶意通知等，可以考虑不予受理，并降低其信誉评价，必要时给予严厉处分。

同时，该信誉评价系统应当公开可查，并能够生成各商家的争议解决情况报告。如此，在反向行为保全的申请中，申请人可持该报告作为证明投诉人恶意之证据，由中立的平台所出具的报告，其证明效力也得到了保障。实践中已有企业做过相关探索。

阿里巴巴公司在《阿里巴巴中国站规则》第五十五条中规定，“每个自然月阿里巴巴将按照《交易争议综合考评规则》对卖家交易争议的纠纷笔数、纠纷率等进行综合累计考评，并视考评结果对达到考评处理标准的用户予以相应处理”，正是建立了一种信誉评级机制。

1.2引入保证金制度

如前文所述，恶意通知问题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投诉成本过低，而一旦“敲竹杠”成功则收益巨大，由此产生了对恶意通知人的经济激励，该现象才屡禁不止。对此有学者指出，若是提高投诉成本，降低恶意通知人从中的经济获益，不使恶意行为人动辄得咎，从而实现“让本该投诉的投诉，不该投诉的不投诉”之制度目标。如此，可设定的合理的投诉成本和预防成本，责令投诉人发出通知的同时提供保证金。保证金制度能增加通知人的投诉“压力”，促使其真实、谨慎投诉，同时实现规避损失成本的合理分配。

参见杨明：《电子商务法平台责任条款之失》，载《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第5期。第51页。

具体而言，通知人在向平台发出侵权通知的同时，需预先缴纳一笔保证金，平台审核后可选择是否采取必要措施。若所谓的“侵权行为”在后来被证实不存在，该笔保证金将作为商家所受损失的赔偿金。有论者进一步提出，如此保证金制度的性质为何？是强制性的还是选择性的？如果是选择性的，其效果存疑，恶意通知人必然不会自觉选择缴纳保证金，该制度则会有形同虚设之嫌。不仅未能起到警示、惩治恶意者的效果，反为善意的维权人增添了维权窒碍。如果是强制性的，又恐违背设计制度时便捷权利人维权、鼓励通知之理念和初心。本文认为，在建立了上述信誉评级机制后，就相当于设置了前置的筛选甄别程序，可以依分级对不同的投诉人提出不同的保证金要求。

例如，对于“诚信”“普通”级别的投诉人，其保证金性质应为选择性的，不缴纳不影响其侵权通知的成立，仅作为担保通知/反通知质量的背书。对于“劣质”“失信”级别的投诉人，其保证金性质应为强制性的，不缴纳保证金，平台仅转送通知，等待其他商家的申辩或声明，以防对其他商家的无端伤害。相比于直接采取立法中的严厉必要措施，此举更为稳妥。

另外，强制性保证金数额的确认又会带来新的问题，产生新的争议。参见

参见兰昊：《电商领域知识产权“通知-删除”规则的困境与出路》，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4期，第58页。

1.3探索新型必要措施

《电子商务法》第42条采用了不完全列举的方式对必要措施类型予以规定。对于电子商务平台而言，已列举的必要措施类型都过于刚性和严厉，恐进一步放大恶意通知的危害后果，故有必要在上述措施之外探索新型必要措施的类型。例如，“网页冻结”，指权利人向电子商务平台发出侵权通知后，平台利用技术手段对被投诉的平台内经营者的产品销售网络页面予以冻结。买家仍然能看到该页面的商品信息，但无法正常下单购买，以此阻碍侵权商品的市场流通。与原有的简单粗暴消除被投诉信息，这种方式分离了被投诉网页的广告功能与直接销售功能，进而实现了有限度的侵权控制。

参见刘铁光，李志达：《电商领域适用“通知-删除”规则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