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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自治管理小组收费问题及基层治理整改措施

居民自治管理小组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承担着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服务供给等职责，其收费行为直接关系居民切身利益，是检验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近年来，随着城市社区治理重心下移，居民自治管理小组在环境卫生维护、公共设施维修、绿化养护等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部分区域因收费不规范、管理不透明等问题引发居民质疑，甚至演变为矛盾纠纷，影响社区和谐稳定。深入剖析收费问题的表现形式、成因及整改路径，对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居民自治管理小组收费问题的主要表现

当前，居民自治管理小组收费问题呈现多样化特征，既有制度设计层面的缺陷，也有执行过程中的操作失范，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四类：

（一）收费标准不统一，居民认可度低

部分老旧小区或无物业管理小区因缺乏统一的收费指导标准，自治管理小组多依据“惯例”或“协商”确定收费金额。例如，某老旧社区自治管理小组最初以“每月每户10元”收取卫生管理费，但随着人工成本上涨，未召开居民会议便将标准提高至15元，且未提供成本核算依据。居民因不清楚费用调整的合理性，部分家庭拒绝缴费，导致资金缺口扩大，形成“收费难—服务降—更难收费”的恶性循环。另有一些小区存在“同服务不同价”现象，如相邻楼栋因自治小组成员偏好差异，收取的公共照明费相差30%，引发居民横向比较后的不满情绪。

（二）资金使用不透明，监督机制缺位

收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是居民关注的核心，但多数自治管理小组未建立规范的财务制度。部分小组仅由1-2名成员兼任会计和出纳，现金收支“一本笔记本”记录，无正规票据；部分小组虽设立账户，但资金流向仅在年度会议上口头汇报，未提供具体明细。例如，某社区自治管理小组2022年收取公共维修基金8万元，宣称用于楼道粉刷和路灯更换，但居民发现楼道仅粉刷了一半，路灯仍有10盏损坏，要求查看支出凭证时，小组以“记录丢失”为由推脱。由于缺乏第三方审计和公开公示，居民对资金是否被挪用、是否存在“人情支出”（如为小组成员亲属减免费用）存疑，信任基础逐渐瓦解。

（三）收费依据不充分，法律支撑薄弱

居民自治管理小组的收费行为需以合法合规为前提，但实践中普遍存在“依据模糊”问题。一方面，国家层面未出台针对居民自治管理小组收费的专项法规，仅《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等提及业主共有部分收益归属，但对“自治小组能否收费”“收费性质如何界定”（服务费、管理费或分摊费）未明确规定；另一方面，地方层面的指导文件多为原则性要求，如“经业主共同决定可收取必要费用”，但未细化“必要”的标准、决策程序和争议解决途径。某社区自治管理小组因收取“车辆管理服务费”被业主起诉，法院以“未提供业主大会决议且无明确法律授权”为由判定收费无效，凸显法律依据不足带来的风险。

（四）居民参与度不足，决策程序形式化

根据《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涉及收费的重大事项需经业主共同决定，但部分自治管理小组简化决策流程。例如，某小区通过“在公告栏张贴通知3天”代替入户征求意见，对未反馈的居民默认“同意”；部分小组以“紧急维修”为由，先收费后补手续，甚至绕过居民直接决策。更有甚者，少数小组成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决策之上，如某小组负责人以“自己跑了十几家维修店谈价格”为由，直接确定高于市场价的维修费用，居民因未参与比价过程，认为存在利益输送可能。

二、收费问题背后的深层成因

上述问题的产生，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制度、组织、意识等多维度矛盾的集中反映。

（一）制度供给滞后，缺乏顶层设计

基层治理领域的法规政策多聚焦于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等主体，对居民自治管理小组这一“草根组织”的定位、权责、运行机制缺乏明确规范。例如，多数省份未将自治管理小组纳入备案管理，导致其法律地位模糊；部分地区虽要求“收费需经业主同意”，但未规定同意的具体形式（书面、线上或现场表决）、有效票数比例（过半或三分之二），执行中易引发争议。制度空白使得自治管理小组既缺乏行为指引，也缺乏约束边界，收费行为易陷入“无序”或“越权”状态。

（二）组织能力薄弱，专业化水平不足

居民自治管理小组成员多为社区党员、热心居民，虽有服务热情但缺乏管理经验。部分成员不熟悉财务制度，对“收支两条线”“专款专用”等要求理解模糊；部分成员沟通能力欠缺，在解释收费必要性时仅强调“不收费就没服务”，未用数据（如垃圾清运次数增加、人工成本上涨幅度）支撑观点；少数成员存在“老好人”心态，对拒缴费用的熟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老实人吃亏”的负面示范效应。此外，自治管理小组多为松散型组织，无固定办公场所和工作经费，难以聘请专业会计或法律顾问，进一步限制了规范运作能力。

（三）居民意识分化，公共责任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