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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中消费者个人信息权保护问题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国内研究现状

第三方支付的概念和种类。首先，学界对于第三方支付的概念作出了界定。杜敏君，王洁（2020）认为第三方支付是拥有相对实力和信誉基础的独立机构，通过与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并利用银行的支付清算系统，促进买卖双方在线支付完成交易的一种电子网上支付模式。杜敏君，王洁：《我国第三方支付风险监管研究》，载《合作经济与科技》，2020年第3期，第62页。胡志光、周强（2015）认为第三方支付属于一种新型的担保支付方法，其依托银行提供的资金服务，为使用该支付方式的用户提供交易资金托管、货币支付和资金结算等服务。胡光志，周强：《论我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6期，第136页。李莉莎（2014）认为第三方支付属于一种新型支付模式，是利用其自己建立的支付平台，向双方当事人提供资金划拨、转账等服务，满足电子商务交易的需要。李莉莎：《第三方电子支付法律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20页。其次，对于第三方支付的种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给予了一定的分类。马梅、朱晓明等（2014）认为第三方支付包含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预付卡支付、电话支付等多种支付形式。马梅，朱晓明，周金黄，季家友，陈宇：《支付革命——互联网时代的第三方支付》，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8页。宋玲，姚世全等（2008）认为，第三方支付是一个独立于

杜敏君，王洁：《我国第三方支付风险监管研究》，载《合作经济与科技》，2020年第3期，第62页。

胡光志，周强：《论我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6期，第136页。

李莉莎：《第三方电子支付法律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马梅，朱晓明，周金黄，季家友，陈宇：《支付革命——互联网时代的第三方支付》，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8页。

宋玲，姚世全等：《第三方电子支付探索与实践》，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第二，个人信息权的定义和权利属性。张新宝（2019）认为个人信息权属于支配性的民事权利，自然人利用支配行为来实现信息的自由流动，保证自身自由意志的实现。张新宝：《民法总则个人信息保护条文研究》，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1期，第68页。金新强（2017）认为，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之下，个人信息权兼具人格权和财产权性质，应该纳入《民法典》一般人格中进行保护。金新强，卢瑾：《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权的研究——兼评民法总则第111条》，载《西部金融》，2017年第4期，第34页。郝思洋（2017）主张，个人信息权重点控制信息的流向与非法使用，侧重于消息的主动使用与交流，应该同时保护其财产价值和人格价值。郝思洋：《人信息权确立的双重价值——兼评民法总则第111条》，载《河北法学》，2017年第35期，第131页。任龙龙（2017），提出个人信息权是一种框架性权利，它既可以为个人信息的保护提供兜底性的作用，也可以作为一种母权利从而产生其他具体的个人信息权利。

张新宝：《民法总则个人信息保护条文研究》，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1期，第68页。

金新强，卢瑾：《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权的研究——兼评民法总则第111条》，载《西部金融》，2017年第4期，第34页。

郝思洋：《人信息权确立的双重价值——兼评民法总则第111条》，载《河北法学》，2017年第35期，第131页。

任龙龙：《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理论基础》，载《河北法学》，2017年第35期，第181页。

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法中的地位》，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3期，第68页。

第三，第三方支付中消费者个人信息权保护研究。张林鸿（2019）认为我国可以通过引入“场景化”的概念，引导行业主体自发的设立个人信息保护框架，也可以出台专门个人信息保护法，来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凌学东，鞠晔：《大数据背景下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侵权问题及法律救济》，载《河北法学》，2016年第34期，第159页。凌学东，鞠晔（2016）在详细分析了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行为后，指出了要构建网络消费者、经营者、行政监管部门、消费者协会等多方主体参与的综合保护机制。张林鸿，周小扬：《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路径》，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7期，第64页。唐琼琼（2015）提出在解决纠纷过程中要审慎对待涉及争议解决的条款，并提出新型的争议解决方式。唐琼琼：《第三方支付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载《河北法学》，2015年第33期，第120页。何培育（2014）也提出应该加强个人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