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对科举制度的讽刺.docxVIP

《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对科举制度的讽刺

《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以“讽刺”为手术刀创作的长篇小说，它像一面三棱镜，折射出明清科举制度下士人的精神荒芜、社会的功利扭曲与制度的荒诞虚无。其中“范进中举”一节，更是将这种讽刺推向极致——一个穷酸秀才因中举而疯癫，一群趋炎附势者因功名而变脸，一场看似“喜剧”的闹剧背后，藏着科举制度对人性、社会与文化的三重绞杀。当我们剖开“范进中举”的情节肌理，会发现吴敬梓的笔不是在写一个人的命运，而是在写一个制度的罪恶：它将读书人变成“功名的囚徒”，将社会变成“功利的剧场”，将选拔变成“偶然的游戏”。

一、人性的异化：科举枷锁下的精神崩塌

（一）范进的“疯”：几十年压抑的总爆发

范进的一生，是被科举制度“驯养”的一生。他二十岁应考，直到五十四岁才中秀才——这三十多年里，他没有谋过营生，没有照顾过母亲，甚至没有过“放弃”的念头，因为科举早已成为他生命的“唯一意义”。小说里有个细节：范进中秀才前，家里穷得“早饭米也没有”，母亲饿得眼冒金花，他却攥着仅有的几文钱要去买“乡试”的卷子；中秀才后，他依然穿着“麻布直裰”，补丁叠着补丁，却还要凑钱去考举人——对他而言，科举不是“途径”，是“信仰”，是“活着的理由”。

这种“信仰”的崩溃，发生在中举消息传来的瞬间。当报录人喊出“范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时，范进的第一反应是“不敢信”：他把报帖看了一遍，又念一遍，伸手去摸，“仿佛是真的”，然后突然“拍着手大笑”：“噫！好！我中了！”笑声未落，他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醒过来后，他疯疯癫癫地往外跑，“一脚踹在塘里”，浑身泥水，头发散成乱麻，嘴里还喊着“我中了！我中了！”最后还是胡屠户“壮着胆子”扇了他一耳光，他才“清醒”过来——可这“清醒”更可怕：他爬起来第一句话是“我怎么坐在这里？”第二句话是“我中了举人，快请我家去！”

范进的“疯”，不是“突发疾病”，是“长期压抑的总爆发”。科举制度像一根绳子，紧紧勒住他的脖子：考不上，他是“现世宝”“穷鬼”，连岳丈都能指着鼻子骂；考上了，他是“文曲星下凡”“贤婿老爷”，连乡绅都要攀亲。他的人生没有“中间状态”，没有“自我价值”，只有“科举成功”或“科举失败”的极端对立。当三十年的“失败”突然变成“成功”，他的精神世界瞬间崩塌——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只知道“我中了”；他不知道“活着该做什么”，只知道“中举是唯一的目标”。这种“疯”，是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最残酷讽刺：它把一个原本老实的读书人，变成了“功名的傀儡”，连“人”的基本感知都丧失了。

二、世态的炎凉：功名崇拜下的人情异化

（一）胡屠户的“前倨后恭”：功利主义的活标本

范进的疯是“个体的悲剧”，而胡屠户的“变”则是“社会的悲剧”。作为范进的岳丈，胡屠户的态度像一面“功名照妖镜”，照出了科举制度下人情的虚伪与功利。

范进中秀才前，胡屠户对他是“往死里骂”：范进去借乡试盘缠，他把范进的手一摔，骂道：“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你若中了举人，我把脸上的胡子都拔下来给你当驴骑！”范进中秀才时，他带了“一副大肠、一瓶酒”来贺喜，却一边吃一边教训：“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若是家门口那些做田的、扒粪的，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就是坏了学校规矩！”

可范进中举后，胡屠户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一路点头哈腰进了门，见了范进就叫“贤婿老爷”，手指抖抖索索不敢碰范进的衣服，说：“我早知道贤婿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果然不错！”范进疯跑时，他吓得“脸色煞白”，却不敢骂，只说：“贤婿老爷，你这是怎么了？”等范进清醒后，他更是凑上去替范进拍身上的泥土，说：“我刚才是怕你疯得厉害，才不得不打你——这是‘菩萨显灵’，要我救你呢！”

胡屠户的“变”，不是“良心发现”，是“利益驱动”。他骂范进时，是因为范进“没功名”，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他捧范进时，是因为范进“有了功名”，能让他“沾光”——比如乡邻会因为范进而敬畏他，商铺会因为范进而赊账给他，甚至他能在村里“摆起老爷的谱”。这种“趋利避害”的本能，被科举制度放大成了“社会共识”：人人都知道，“功名”是“权力”与“利益”的敲门砖，没有功名，连亲爹亲娘都看不起你；有了功名，连陌生人都会来巴结你。胡屠户不是“坏人”，是科举制度下“被驯化的人”——他的“前倨后恭”，恰恰证明了科举制度已经把“人情”异化成了“功利交换”。

（二）乡邻与绅衿的“趋附”：集体的功名狂欢

胡屠户的“变”是“个体的趋利”，而乡邻与绅衿的“蜂拥而至”则是“集体的功利狂欢”。范进中举前，乡邻们对他的态度是“漠视”：他母亲饿肚子，没人送一碗米；他卖鸡换米，没人愿意买，反而有人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