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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社会学视角看“离婚冷静期”制度对婚姻自由的限制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自中国民法典实施以来，“离婚冷静期”制度旨在遏制持续攀升

的离婚率、维护家庭稳定，然而其对婚姻自由原则的潜在影响引发了

广泛的社会论争。本文旨在从法社会学的核心视角，超越纯粹的法教

义学分析，深入考察“离婚冷静期”制度在社会现实中对婚姻自由，

特别是离婚自由，所构成的实质性限制。本研究采用理论思辨与社会

文本分析的方法，辨析“书本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之间的

张力。研究发现，该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为婚姻关系提供修复机会，

但在实际运行中，它通过设置程序性障碍，显著增加了离婚的时间成

本、情感成本与协商成本。更为重要的是，这项看似中立的法律规则

，在嵌入到充满性别、经济与权力不平等的现实婚姻关系中时，其效

果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它不成比例地加重了婚姻关系中弱势一方

（通常是女性）的负担，可能使其在冷静期内面临更大的财产转移、

情感操控乃至隐性暴力风险，从而将离婚自由这一基本权利，从一种

自主选择，异化为一场高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博弈。本文认为，“

离婚冷静期”的限制效应，不仅体现在程序层面，更是一种深层的、

实质性的权利减损，它象征着国家治理逻辑从侧重保障个体权利，向

强调家庭本位的社会稳定功能倾斜的微妙转变，深刻地反映了法律干

预与个人自治之间的内在张力。

关键词：

离婚冷静期，法社会学，婚姻自由，行动中的法律，国家干预

二、引言

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与个体价值观的深刻变迁，离婚

率的持续上升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为了应对这一趋势，

维护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稳定性，备受瞩目的“离婚冷静期”制

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创新，被正式写入于二零二一年开始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该条款规定，自婚姻

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

，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届满后

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

，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这一制度的立法初衷，在于为冲动型离婚

的当事人提供一个反思和缓冲的“窗口期”，以期降低非理性离婚的

比例，促进家庭和谐。

这一制度的诞生，无疑是中国婚姻家庭法律体系应对社会变迁的

一次重要回应，其背后蕴含着维护社会稳定、弘扬传统家庭价值观的

深刻考量。然而，自其进入公众视野以来，便引发了空前激烈且持续

至今的社会讨论。争论的核心，聚焦于该制度与宪法及民法典所共同

确认的“婚姻自由”基本原则之间的内在张力。婚姻自由，作为一项

基本人权，其内涵不仅包括结婚的自由，也必然包含离婚的自由。为

离婚设置一个前置性的“冷静”期限，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对公民离

婚自由权利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否具有充分的正当性与合比例性？

传统的法学研究，多从法教义学的角度，在法律体系内部对该制

度的合法性、构成要件以及与其他法律原则的协调性进行严谨的逻辑

分析。这些研究无疑是深刻且必要的，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书

本上的法律”的层面展开，即将法律规则视为一个自足的、逻辑自洽

的体系。然而，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真正生命，都体现在其与纷繁复

杂的社会现实相遇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之中。这正是法社会学为我们

提供的独特而宝贵的视角。法社会学关注的核心，是“行动中的法律

”，即法律在社会中是如何被理解、被执行、被遵守或被规避的，以

及它对不同社会群体的行为与命运产生了何种预期之内与预期之外的

影响。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法社会学的视角审视，“离婚

冷静期”这一看似中立、普适的法律规则，在嵌入到中国当前充满权

力、性别与经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时，是如何具体地运作，并对公

民的婚姻自由，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离婚自由，构成实质性的限制的？

本研究旨在超越对法律条文的静态解读，将“离婚冷静期”制度

置于动态的社会场域之中，通过分析其在实践中可能引发的成本增加

、权力失衡与价值导向等问题，来系统性地揭示其对婚姻自由的深层

限制机制。研究的目标在于，为全面评估该制度的社会效果提供一个

更为立体和批判性的分析框架，并为未来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

基于社会现实洞见的学理支持。

三、文献综述

围绕“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研究，自其进入立法议程以来便迅速

成为学术热点，形成了以法学为主，社会学、性别研究等多学科交叉

的丰富研究图景。系统梳理这些文献，可以将其主要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