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综合改革中“两依据一参考”的公平性探讨——基于浙江、上海试点省份政策文本比较.pdfVIP

高考综合改革中“两依据一参考”的公平性探讨——基于浙江、

上海试点省份政策文本比较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以“两依据一参考”为核心的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旨在

打破“唯分数论”的传统桎梏，探索多元录取的“中国方案”。作为2

014年首批试点省市，浙江和上海的改革政策文本为全国提供了关键的

“蓝图”和“参照系”。本研究采用政策文本比较法，以“公平性”

为核心分析框架，系统解构了浙江和上海在“两依据一参考”具体设

计上的异同及其蕴含的公平性逻辑。研究发现，两地政策在“两依据

”（高考统考成绩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设计上，均通过增加学生

的选择权，提升了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但“依据二”（学业水平考

试）的“赋分制”技术设计，在两地（特别是浙江的早期方案）均引

发了新的技术性公平争议和学生“策略性避选”问题。而在“一参考

”（综合素质评价）的设计上，两地均构建了精细化的电子记录平台

和公示审核机制，以保障程序公平；然而，政策文本在“参考”的“

刚性使用”上均显现出模糊性和谨慎性，导致其在实践中易被“软化

”和“形式化”，或在特定自主选拔中（如上海的“综评批”）存在

放大“背景性差异”的风险。本研究认为，“两依据一参考”的改革

将公平性问题从“单一分数”转向了“多元要素”的复杂权衡，其政

策设计的公平性，高度依赖于技术细节的优化和配套制度（特别是综

合素质评价的使用）的实质性突破。

关键词：高考综合改革；两依据一参考；教育公平；综合素质评

价；政策文本比较；浙江；上海

二、引言

高考，作为中国社会最重要、影响最广泛的选拔性考试，不仅是

连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枢G纽，更被社会赋予了维护教育公平乃至

社会公平的“压舱石”意义。然而，长期以来，以“唯分数论”为特

征的传统高考模式，因其科目设置的僵化（文理分科）和评价维度的

单一，饱受社会诟病。它不仅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兴趣选择，也

使基础教育异化为应试导向的“分数军备竞赛”。为了回应这些挑战

，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标志着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的全面启动。

此次改革的核心，是构建“两依据一参考”的多元录取机制。具

体而言，“两依据”是指作为录取主要依据的高考统考成绩和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成绩；“一参考”则是指作为录取重要参考的综合素质评

价。这一制度设计，其核心价值追求之一便是“公平”。它试图通过

“依据二”赋予学生科目选择权，实现“选择的公平”；通过“一参

考”将学生的品德、实践、身心等非智力因素纳入评价，实现“评价

的公平”，从而构建一个兼顾“分数”与“人”的、更加全面、科学

、公正的选拔体系。

浙江和上海，作为2014年首批启动试点的省市，其改革方案不仅

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更是为后续批次改革提供了最直接、最宝

贵的经验与教训。两地的政策文本，作为改革的“设计蓝图”，系统

性地反映了决策者在顶层设计时，对“公平”这一核心价值的理解、

权衡与制度化路径。然而，改革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总存在张力。“两

依据”中“赋分制”的技术公平性问题，“一参考”中综合素质评价

的“可操作性”与“可信度”问题，自试点启动伊始便成为公众和学

界激辩的焦点。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高考综合改革的“蓝图”阶段，

浙江和上海的政策文本是如何具体设计“两依据一参考”的？两地在

制度设计上存在哪些关键的异同？这些异同背后，体现了两种试点路

径对“公平性”的不同理解和权衡策略？特别是，这些政策文本在多

大程度上预设或回避了后续执行中出现的公平性挑战？本研究旨在通

过对两地核心政策文本的深度比较和批判性分析，厘清“两依据一参

考”在“设计公平”层面的内在逻辑与潜在困局，以期为深化高考综

合改革提供学理镜鉴。

三、文献综述

高考综合改革作为中国教育领域的重大制度变革，其公平性问题

始终是学术研究的核心议题。既有文献主要围绕“两依据”和“一参

考”展开，形成了丰富的讨论。

首先，在“两依据”层面，研究主要集中在“依据二”，即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选考科目”）的设计与影响。一方面，学者们普遍

肯定了“选考”制度对“选择公平”的贡献。研究指出，“3+3”或“

3+1+2”模式打破了传统文理分科的束缚，将课程设置权和科目选择权

还给学生，是对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的尊重，提升了教育的过程公平

。另一方面，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