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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座谈会上的大中小教师代表发言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仁：

大家好！很荣幸能作为大中小教师代表参加今天的座谈会。我是一名在教育一线坚守了28年的教师，先后在小学、初中、高中和高校担任过思政课教师，也参与过跨学段的思政教研项目。今天，我想结合不同学段的教学实践，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如何让思政教育真正走进学生心田”的思考与感悟。

一、小学：在“童言童行”里播撒种子——用生活的温度唤醒道德自觉

记得2005年，我在小学教一年级思政课。那时教材里有一课叫《我的家》，原本设计的是让学生画一画家庭成员、说一说家里的故事。但第一次上课，我发现孩子们的回答很“模板化”：“爸爸上班赚钱，妈妈做饭，我听话”。这种“正确但空洞”的表达，让我意识到：小学思政课不能停留在“知道”，而要指向“感受”和“行动”。

于是，我调整了教学设计：先带孩子们观察校园里的“家”——保安叔叔帮迷路的小朋友找班级，保洁阿姨蹲在地上擦去走廊的水痕，食堂师傅把热乎的饭菜分到每个餐盒里。回到教室，我问：“这些叔叔阿姨和我们非亲非故，为什么愿意为我们‘操心’？”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举手说：“因为他们像家人一样爱我们！”这句话像一颗火星，点燃了孩子们的表达欲。有个男孩说：“我爷爷是小区门卫，他也总是帮邻居收快递，原来这就是‘家’的感觉！”

那节课后，我布置了一个“家庭微行动”：为家人做一件“不需要提醒”的小事。第二天，有个孩子兴奋地说：“我帮妈妈捏了脚，她眼睛红了，说这是最甜的‘累’！”还有个平时总爱抢玩具的男孩，悄悄告诉我：“我把最爱的奥特曼卡片送给了生病的妹妹，她笑起来像小花！”

这些细节让我明白：小学阶段的思政教育，关键是“去抽象化”。孩子的认知特点是“具象大于概念”，与其讲“奉献”“责任”这些大词，不如带他们观察“早餐铺阿姨多给的一个包子”“同桌悄悄补上的铅笔”；与其强调“要怎么做”，不如引导他们感受“这样做，自己和别人会有多开心”。后来，我和团队开发了“生活思政小剧场”，让孩子们用情景剧还原“公交车让座”“帮老人捡菜”等场景，在角色扮演中体会“将心比心”的温度。

二、中学：在“成长困惑”中架起桥梁——用思想的深度回应青春之问

2013年，我调入初中担任思政教师。那时候，学生们正处于“半成熟”阶段：一方面开始关注社会，会用手机刷到“老人摔倒该不该扶”的新闻；另一方面又容易陷入“道理都懂，但做起来没劲”的迷茫。有次课间，一个男生气呼呼地说：“老师，课本里说‘诚信是金’，但我妈昨天还教我在超市‘顺’两包零食，说‘反正没人看见’！”这句话像一记重锤，敲醒了我——中学思政课必须直面“价值冲突”，不能当“和事佬”。

我开始尝试“问题导向式教学”。比如讲到“法治与德治”时，我播放了一段新闻：外卖员为赶时间闯红灯被撞，路人因怕被讹不敢施救。课堂瞬间炸开了锅：“不闯红灯就会超时扣钱，谁愿意冒险？”“扶人被讹的案例又不是没有，凭什么要当‘冤大头’？”我没有急着给答案，而是带学生梳理《民法典》中“好人条款”的具体内容，又请来了一位曾扶起摔倒老人的社区工作者分享经历：“当时我拍了视频留证，老人醒后拉着我的手说‘姑娘，谢谢你没放弃我’。”讨论到最后，那个曾吐槽妈妈的男生小声说：“其实我妈后来也说，她那天是开玩笑的……”

高中阶段，学生的抽象思维进一步发展，但也更容易陷入“为批判而批判”的误区。2018年带高三时，有个女生在作业里写：“课本总说‘中国制度优势’，但国外的某些福利政策明明更吸引人，怎么解释？”我没有直接反驳，而是组织了一场“制度比较研究”项目：学生分组收集中国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养老体系的数据，对比不同国家的政策实践。有组学生在调研中发现：某欧洲国家虽然养老福利高，但65岁以上老人仍需工作的比例比我国还高；而我国农村“时间银行”养老模式，让老人既能获得服务，又能通过“存时间”帮助他人。那个女生在结题报告里写道：“以前只看‘数字好看’，现在才懂‘制度好不好，要看能不能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

这些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中学思政课的核心是“对话”。青春期的孩子渴望被尊重，与其“灌输正确”，不如“陪伴思考”；与其回避现实矛盾，不如引导他们用辩证思维分析问题。这些年，我和同事们建立了“思政问题档案库”，收集学生日常提出的真实困惑，再通过辩论会、社会调查、专家访谈等形式逐一回应。当学生发现“课本里的道理”能解释现实、指导选择时，思政课自然就有了说服力。

三、大学：在“时代坐标”下锚定方向——用使命的高度激扬青春担当

2020年，我调入高校教授“思想道德与法治”课。面对“00后”大学生，我发现他们视野开阔、个性鲜明，但也有部分学生存在“意义感缺失”：“卷绩点”很努力，却不清楚“为什么而学”；关注社会热点，却容易被碎片化信息带偏；渴望实现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