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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视域下谱牒文献发展管窥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25)08-0094-03

谱牒又称家谱、族谱、房谱、世谱，这种文献上达皇室，下至平民，是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用表谱形式体现家族世系繁衍的独特文献，产生于上古时期，完善于封建时期[1]。这种文献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相对固定的风格版式，记载世系源流是其核心功能。谱牒文献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长河中产生、发展、沉淀，延绵活跃至今。

1谱牒文献发展历史及价值探讨

1.1谱牒文献发展历史叙略

在文字发明前，宗族世系靠口耳相传在族人中留存记忆。我国已知最早谱牒性文献产生于殷墟卜辞中，记载商代历任先王世系，服务于最高统治者祭祀活动。正式谱牒自周代出现，因等级制度所限，仅有王侯公卿才有编制谱系的需求和资格，西周设置“瞽蒙”专职。这一时期产生的《帝系》《世本》原貌已不可见，有后世编辑残本。

春秋战国时期，谱牒开始增多，诸侯国设“工史”“宗祝”等职管理谱牒事务，今仅有《春秋公子血脉谱》见于自录。秦汉两代是谱牒文献发展的重要时期，朝廷设“宗正”一职，管理皇族宗亲，这一制度沿袭至后世，唐宋有“宗正寺”，金代有“大睦亲府”，元代有“宗正院”，明清两代有“宗人府”。汉代在我国谱牒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谱牒形式为后世继承：一是横式制表，一世一格。二是以姓为单位，先叙起源，再叙世系和官位。三是综合叙述。汉以后直至明清，汉族谱牒逐步细化完善，大体形式体例无实质变化[2]

由于社会变动和统治阶层扩大，谱牒逐渐下移至诸侯公卿士大夫阶层，呈现出“士族化”特征[3]，服务上层社会。宋以后，随着宗法制度的发展，谱牒服务对象进一步下移，大量民间谱牒出现。谱牒逐渐兴盛，衍生出多种功能，记载宗族事务，体例多采用欧(欧阳修)式和苏(苏洵)式。

谱牒这种特殊文献因其具备档案性质和传记写实特征，在史书和传统目录著作中都有收录。谱牒起初归入史类，《隋书·经籍志》将谱牒归入史部“氏姓之书”。史书对谱牒的分类目录影响到域外，成书于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亦即唐昭宗大顺二年(891)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类同《隋书·经籍志》分类法，收录七部“谱系家”著作，著录皇室与佛家谱系[4]。《旧唐书·经籍志》将谱牒纳人乙部史录“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将其归人乙部史录“谱牒类”，《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亦将其归入史类。南宋郑樵的《通志·艺文》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张廷玉的《清朝文献通考》、清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沿袭正史的目录学分类法，将谱牒归入史部（乙部），但二级类目名称略有不同。清乾隆《四库全书》未收录谱牒，将《古今同姓名录》归入子部，置“类书”之首，盖取意氏族文献乃私家文献，一家之言。民国《清史稿·艺文志》将姓氏著作夹杂于类书之中，模糊了谱牒在目录学中的地位。笔者推测谱牒在官方勘定的目录学著作中地位逐渐下降和模糊的缘故，因其进一步私密化，修撰主体逐渐扩大和下沉，导致数自过大而无法悉数罗列。

相关统计结果显示，存世的我国古代汉文谱牒约有三万余种[5]，不仅服务汉民族，还影响到其他民族和汉文化圈，朝鲜、日本、越南深受汉文化影响，也有大量谱牒[6]。

1.2价值探讨

在我国古代社会，谱牒文献具备纪实价值、教化价值等，能化解伦理困境，解决义利争端，是宗族自治的权威文本。

谱牒文献自产生迄今有近三千年历史，起源上层贵族，服务祭祀和皇室宗族事务管理，具备皇族档案特征。传统谱牒的产生和发展置身宗法制度语境下逐渐沉淀，因宗族具有相对封闭的自治机制，谱牒是这种长期自治形成的族内文献，传播范围限于本宗族成员。自治体系记录并使用谱牒这种文本式治理依据，在宗族发生大事件时查阅和展示，相当于私家档案，普通成员一般情况下看不到本宗族家谱。谱牒以文献档案的形式，强化宗族崇拜，其作为宗族內部教义，具有象征意义和实际价值，自带隐秘色彩和逻辑自洽。

家族是国家的基本元素，家族自治与谱牒文献的产生和发展相生相伴。家族自治需要谱牒文献记载文本依据，文本依据不断增多和更新，强化家族自治的合理性和和谐特质，谱牒和家族共生共依，成为社会的稳定器，因其价值较高，传统谱牒文献修撰活动长盛不衰。谱牒服务宗族生活，宗亲约定每二十或三十年续修一次家谱，除战乱等特殊因素中断，续修工作一直延续。

2现有谱牒文献及价值探讨

2.1存世老谱及其价值

老谱通常指1949年以前修撰的各姓氏谱牒，装帧形式以线装为主，也有少量其他装帧形式。刻印方式有刻本、活字本、铅印本、油印本、抄稿本等。汉文老谱存世约有数万种，各大收藏机构和研究机构部分收藏，各家公私目录有收录，无法穷尽。传统谱牒作为一种特殊文献，自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倡导优良家风建设，宣扬“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公共行为准则，褒扬惩恶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