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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中“故意犯罪”的排除情形

引言

工伤认定作为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要环节，既关系着受伤职工的基本生存保障，也涉及用人单位与社会工伤保险基金的责任分担。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明确规定，职工因故意犯罪导致伤亡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这一规定旨在平衡劳动者权益保护与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若职工因故意犯罪行为受伤，其行为本身具有可谴责性，不应由工伤保险制度承担其损害后果。然而，法律实践中“故意犯罪”的认定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存在诸多需要排除适用的特殊情形。本文将围绕工伤认定中“故意犯罪”的排除情形展开探讨，通过解析法律逻辑、实务难点与典型场景，为准确适用这一排除条款提供参考。

一、法律框架下“故意犯罪”的定位与功能

（一）工伤保险制度的核心价值与排除条款的立法目的

工伤保险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无过错补偿”，即无论用人单位或劳动者是否存在过错，只要伤害与工作存在因果关系，劳动者即可获得补偿。这一原则体现了对劳动者弱势地位的倾斜保护，以及社会风险共担的理念。但为防止制度被滥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设置了三项排除情形：故意犯罪、醉酒或吸毒、自残或自杀。其中，“故意犯罪”作为最严重的排除事由，其立法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秩序的统一性——若职工因实施故意犯罪行为受伤，其行为已突破法律底线，若仍由工伤保险覆盖，将导致“违法者因违法获利”的负面导向，与社会公平正义相悖。

（二）“故意犯罪”的法律界定与工伤保险的衔接

从刑法角度看，“故意犯罪”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的犯罪。其核心要素包括主观上的故意（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客观上的犯罪行为，以及行为的刑事违法性（经法院判决确认）。在工伤保险领域，“故意犯罪”的排除适用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职工的伤亡结果与故意犯罪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二是该犯罪行为已被生效刑事判决确认。这一衔接体现了“刑事优先”的原则——工伤保险行政部门或法院在认定时，需以刑事判决为依据，避免对犯罪行为进行重复评价。

二、“故意犯罪”认定的实务难点与排除基础

（一）“故意犯罪”认定的证据标准与程序限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职工是否构成“故意犯罪”需以司法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为依据。这意味着，在工伤认定程序中，若职工的行为尚未经刑事审判确认，或刑事判决未明确认定其构成故意犯罪，工伤保险部门不得直接推定其构成“故意犯罪”。例如，职工因涉嫌故意伤害被刑事拘留，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被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此时其行为不构成“故意犯罪”，工伤保险部门不能以此排除工伤认定。这种证据标准的严格性，为“故意犯罪”的排除情形提供了程序上的排除基础——未经法定程序确认的“犯罪嫌疑”，不能作为排除工伤的依据。

（二）“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与排除可能

工伤认定的关键在于“伤亡结果与工作的因果关系”，而“故意犯罪”的排除需满足“伤亡结果与故意犯罪行为的因果关系”。实践中，可能存在两种复杂情形：其一，职工的犯罪行为与工作无关，但伤亡结果由工作原因导致。例如，职工在工作期间因私人恩怨故意伤害他人（构成故意犯罪），但自身伤亡是因工作场所的设备故障导致，此时犯罪行为与伤亡结果无直接因果关系，不应排除工伤认定。其二，职工的犯罪行为与工作相关，但犯罪故意与伤亡结果的故意不一致。例如，职工为完成工作任务违规操作（可能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属过失犯罪），但违规操作的目的是“尽快完成任务”而非“故意造成事故”，此时若被错误认定为“故意犯罪”，则需排除适用。

（三）“犯罪阻却事由”对“故意犯罪”的实质否定

刑法中的犯罪阻却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职务行为等），可从实质上否定行为的“犯罪性”。例如，职工在工作期间遭遇暴力袭击，为制止不法侵害实施正当防卫，导致自身受伤。此时，正当防卫作为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使得职工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自然不适用“故意犯罪”的排除条款。再如，警察在执行公务中使用武器制服犯罪嫌疑人，若因合理限度内的职务行为导致自身受伤，其行为属于依法履行职责，不构成故意犯罪，应认定为工伤。这些阻却事由的存在，从实体上排除了“故意犯罪”的成立，是工伤认定中重要的排除情形。

三、工伤认定中“故意犯罪”的具体排除情形

（一）未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犯罪嫌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若职工的行为仅处于刑事侦查阶段，或被作出“存疑不诉”“无罪判决”等结论，其“犯罪”状态未被最终确认，则不能认定为“故意犯罪”。例如，职工A在工作中与同事发生争执，推搡中致对方倒地受伤，公安机关以“故意伤害”立案侦查，但最终因证据不足撤销案件。此时，职工A的行为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