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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权丧失（虐待）情形案例

引言

继承权是自然人基于身份关系取得的财产权利，其核心是对被继承人遗产的合法分配。然而，法律在赋予继承权的同时，也设置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当继承人实施严重侵害被继承人权益的行为时，将依法丧失继承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继承权丧失情形中，“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是最具典型性的情形之一。这类案例往往交织着家庭伦理与法律规则的冲突，既涉及对“虐待”行为的法律界定，也关系到被继承人权益的保护与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本文将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深入探讨继承权因虐待情形丧失的法律适用逻辑，为理解相关法律规则提供实践参考。

一、继承权丧失中“虐待”情形的法律基础

（一）法律条文的核心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明确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三）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这一条款是认定“虐待”情形导致继承权丧失的直接法律依据。需要注意的是，法条中“虐待”与“遗弃”并列，但二者存在本质区别：遗弃强调对被继承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的消极不作为，而虐待则是通过积极或消极方式对被继承人的身体、精神造成持续性伤害的行为。

（二）“情节严重”的司法认定标准

“情节严重”是虐待行为导致继承权丧失的关键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法院通常从以下维度判断“情节严重”：

其一，行为的持续性与频率。偶尔的言语争执或轻微推搡一般不被认定为虐待，而长期、反复的辱骂、体罚或限制自由则更可能被认定为情节严重。

其二，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包括身体伤害（如因虐待导致被继承人住院治疗）、精神损害（如被继承人因长期压抑出现抑郁症状）或财产损失（如强行占有被继承人财物用于个人消费）。

其三，行为的主观恶意。继承人是否明知自身行为会造成伤害仍持续实施，例如以“教训”“惩罚”为名故意制造痛苦。

（三）例外情形：宽恕制度的适用

民法典同时规定，若继承人确有悔改表现，且被继承人明确表示宽恕或在遗嘱中将其列为继承人，则可不丧失继承权。这一制度体现了法律对家庭关系修复的尊重，但适用条件严格——必须同时满足“悔改行为”与“被继承人明示宽恕”两个要件。

二、虐待情形导致继承权丧失的典型案例类型

（一）持续性身体虐待：从日常推搡到重伤的升级

某基层法院曾审理一起典型案例：被继承人张某（78岁，独居）育有一子王某。王某因长期酗酒，常因琐事对张某实施暴力。据邻居证言，近三年间王某平均每月至少两次到张某家中辱骂，多次推搡致其摔倒；某年冬季，王某因张某未及时做饭，用木棍击打其腿部，导致张某胫骨骨折，住院治疗月余。张某出院后向村委会求助，明确表示“不愿再见到王某”。张某去世后，王某以唯一法定继承人身份主张继承遗产，其他亲属提出异议并起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的行为已构成持续性身体虐待，且造成张某身体重伤的严重后果，符合“情节严重”标准；张某生前未对王某表示宽恕，故判决王某丧失继承权，遗产由张某的兄弟姐妹按法定继承分配。

（二）精神虐待：以“控制”为名的无形伤害

精神虐待因隐蔽性强，常被忽视，但司法实践中已逐渐将其纳入“虐待”范畴。例如，被继承人李某（82岁，丧偶）育有一女陈某。陈某为独占李某房产，以“照顾生活”为由搬入李某家中，禁止其与其他亲属联系，限制其使用手机、外出散步；李某提出想将部分存款赠与侄子时，陈某多次辱骂其“老糊涂”“胳膊肘往外拐”，甚至威胁“再提就把你送养老院”。李某因长期精神压抑，出现失眠、焦虑症状，多次向社区工作人员哭诉“活着没意思”。李某去世后，陈某主张继承全部遗产，其侄子作为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时，调取了社区调解记录、李某就医病历及邻居证言，认定陈某的行为构成对李某的精神虐待：通过限制社交、言语威胁等方式持续造成精神伤害，且导致李某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符合“情节严重”标准。最终判决陈某丧失继承权，遗产按法定继承由李某的兄弟姐妹继承。

（三）虐待与遗弃交织：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剥夺

部分案例中，虐待与遗弃行为可能同时存在。例如，被继承人赵某（75岁，患帕金森病）育有两子。长子孙某以“工作忙”为由，三年间仅探望赵某两次，未支付任何赡养费；次子钱某虽与赵某同住，但常因赵某行动不便弄脏衣物而辱骂其“累赘”，拒绝为其清洗衣物，导致赵某长期穿着脏衣服，身上散发异味，邻居多次反映“老人过得可怜”。赵某去世前留下书面材料，称“两个儿子都不孝顺，钱某更过分”。

法院在认定时区分了两种行为：孙某的行为构成遗弃（拒绝履行赡养义务），钱某的行为构成虐待（通过言语侮辱和不作为方式造成身体与精神伤害）。最终结合赵某的书面材料及邻居证言，认定钱某虐待情节严重，丧失继承权；孙某因遗弃行为亦丧失继承权，遗产由赵某的侄女（尽了主要扶养义务）酌情分得。

三、司法实践中的争议焦点与裁判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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