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合同自由原则与合同正义的平衡机制——基于《民法典》合同编的立法逻辑.pdfVIP

研究合同自由原则与合同正义的平衡机制——基于《民法典》合

同编的立法逻辑

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纵深发展，合同作为资源配置与社会

交往的核心载体，其法律规制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直接关乎经济

效率与社会公正。合同自由原则，作为近代民法的基石，赋予了市场

主体通过自由意志安排其权利义务的根本能力，是激发市场活力的不

竭源泉。然而，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谈判地位悬

殊以及外部性的存在，绝对的合同自由往往可能异化为强者对弱者的

合法“压迫”，从而催生合同正义的强烈诉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私法体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其

合同编在承续传统合同法精髓的基础上，更为系统、精巧地构建了合

同自由与合同正义的平衡机制。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民法典》合同

编的内在立法逻辑，系统性地揭示其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在

维护合同自由核心地位的同时，对可能产生的非正义结果进行有效干

预与矫正。本研究主要采用规范分析法与法教义学研究方法，通过对

《民法典》合同编相关条文进行体系化的梳理与解释，剖析各项制度

的功能定位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民法典》构建了一个由

“一般原则”与“具体规则”构成的、多层次、立体化的平衡网络。

首先，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作为贯穿合同法始终的“帝王

条款”与外部边界，为司法干预提供了根本的价值准绳与最终的合法

性依据。其次，针对格式条款、显失公平等合同缔结阶段的典型不公

现象，民法典设计了专门的、具有高度针对性的规制工具，以矫正因

程序不正义导致的实体不公。再次，情势变更原则的确立，则为应对

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外部环境剧变所引发的实质性不公，提供了司法介

入的通道。本研究得出的核心结论是，《民法典》并非简单地在合同

自由与合同正义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通过一种“以自由为

原则，以限制为例外；以一般条款托底，以具体规则先行”的精巧立

法技术，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与动态平衡。这一平衡机制的构建，不

仅体现了我国民法典对现代合同法从“形式理性”向“实质理性”演

进潮流的深刻回应，也为司法实践在个案中进行精准的利益衡量，提

供了清晰的理论指引与制度框架，对于丰富我国民法理论、指导司法

实践、构建公平高效的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合同自由；合同正义；平衡机制；民法典；诚实信用原则；格式

条款

引言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宏大叙事中，合同无疑是其中最为活跃、最为

基础的法律细胞。它不仅是市场主体实现意思自治、追求经济利益的

核心工具，更是整个社会资源得以高效、有序配置的法律载体。正因

如此，发端于19世纪欧洲、以“契约神圣”和“意思自治”为精神内

核的合同自由原则，被奉为近代民法的最高圭臬。它将个人从身份的

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其通过自身理性判断创设法律关系的权力，极

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可以说，没有合同自由

，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的今天，尊重和保障合同自由，同样是我国民法典的核心使命。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价值走到极端，都可能

走向其反面。古典合同法所预设的、作为合同自由基础的“理性经济

人”模型，即假定所有合同当事人都是信息完全、意志自由、谈判能

力对等的抽象个体。但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这一假设常常被无

情地打破。消费者面对跨国公司、劳动者面对大型企业、小微企业面

对金融巨头，其在信息获取、专业知识、谈判能力、风险承受力等各

方面，均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在此背景下，不受限制的合同自由，

极易沦为经济强者将其意志强加于弱者的合法工具。充斥着不公平条

款的格式合同、因一方危困而订立的“城下之盟”，无不深刻地揭示

了形式上的自由可能导致的实质上的不公。于是，对合同正义的追求

，作为对绝对合同自由的必要反思与矫正，自20世纪以来，成为世界

各国合同法理论与实践演进的主旋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横空出世，正是我国在深刻总结改

革开放四十余年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经验、积极回应全球合同法“社会

化”与“伦理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这对永

恒张力所作出的最新、最全面的中国回答。它一方面在总则编与合同

编的诸多条款中，反复重申和确认了合同自由的基础性地位；另一方

面，又以更为系统、精细的制度设计，将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公平

等价值理念，深度融入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释与终止的全过程。然

而，目前关于《民法典》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