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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基于《民法典》侵权责

任编第1230条的司法实践

摘要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

，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呈现出高发态势，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有效应对

的重大挑战。在此类纠纷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因其高度的技术性、复

杂性与盖然性，历来是理论上的核心难点与实践中的最大争议点，直

接关系到受害人能否获得有效救济以及污染企业的责任能否被准确追

究。在此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条关于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侵权因果关系推定的规定，旨在降低受害人的举

证负担，体现对环境弱者的倾斜保护。然而，该条款在司法实践中的

具体适用，尤其是在“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被告反证的范围与效力

、以及与“多因一果”情形下责任分摊的衔接等方面，仍存在诸多解

释与适用的不确定性。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民法典》时代环境侵权

中因果关系认定的司法裁判规则，以第一千二百三十条的司法实践为

核心分析对象，系统性地梳理与归纳法院的裁判逻辑与证明标准，为

统一法律适用、明晰裁判尺度、实现环境侵权救济的实质正义提供理

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与比较

法研究，在对《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条文进行体系化解读的基

础上，重点选取了《民法典》实施以来，我国各级法院审理的环境污

染侵权案件中，对因果关系认定进行了详细论述的百余份典型判决作

为实证研究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司法实践在适用第一千二百三十条

时，已逐步形成了一套“三步走”的、具有操作性的审查框架：首先

，在原告的初步证明责任层面，法院普遍采取了“高度盖然性”的证

明标准，即要求原告只需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关联性

”或“可能性”，而无需达到“事实上的必然联系”；其次，在被告

的反证责任层面，法院要求被告需就“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

果关系”承担明确的举证责任，且反证必须具有高度的说服力，能够

排除污染行为造成损害的合理可能性；最后，在因果关系推定成立后

，对于存在多个污染源的“多因一果”情形，法院会结合各自污染行

为对损害结果的“贡献度”，运用“原因力”理论或“市场份额”理

论进行责任的按份划分。然而，研究也发现，实践中仍存在对“可能

性”证明标准把握不一、对被告反证采信过于宽松或严苛、以及在划

分责任时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本研究得出核心结论，即《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三十条所确立的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其司法适用的精髓

在于实现从“形式真实”向“法律真实”的转变，以及在证明责任分

配上的“举证天平”向受害人的合理倾斜。为进一步完善该规则的适

用，必须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明确“可能性”证明的具体要

素（如时空关联性、物质同一性等）、细化被告反证的类型与证明标

准，并为“多因一果”情形下的责任划分提供更为客观的裁量指引。

这一研究对于深化环境侵权法理论，指导环境司法实践，保障公众环

境权益，以及推动企业履行环保主体责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关键词：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民法典；司法实

践

引言

在当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然而，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高

速发展，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进入了集中爆发期，由大气、水、土壤

、噪声等污染引发的环境侵权纠纷数量持续攀升，成为影响社会稳定

、损害人民群众健康福祉的突出矛盾。在此类纠纷中，受害的公众往

往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他们面对的是拥有强大技术、资金和信息优

势的工业企业，而环境污染的发生机理又极其复杂，其过程具有长期

性、潜伏性和扩散性，损害结果则常常表现为非特异性的疾病或生态

系统的退化。这种固有的复杂性与信息不对称，使得传统的侵权法“

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环境侵权领域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要求

一个普通公民去证明特定企业的排污行为与自己所患疾病或农作物减

产之间，存在着科学上“一对一”的、确切无疑的因果关系，无异于

强人所难，这使得大量的环境污染受害者因“举证不能”而被挡在司

法救济的大门之外。

为了回应这一严峻的现实挑战，实现对环境受害者的有效救济，

我国的环境侵权立法，经历了一个逐步向受害人倾斜、不断减轻其举

证负担的演进过程。从《水污染防治法》的初步探索，到《侵权责任

法》正式确立因果关系推定的原则，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三十条的继承与确认，立法者以明确的法律条文，颠覆了

传统侵权法中的证明责任分配格局。该条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