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知识产权侵权中的惩罚性赔偿——基于《商标法》第63条的司法实践.pdfVIP

研究知识产权侵权中的惩罚性赔偿——基于《商标法》第63条的

司法实践

摘要

随着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被

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长期以来，知识产权侵权领域存在“

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困境，传统的填平式损害赔偿原则难以

有效遏制恶意、严重的侵权行为。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我国在《商

标法》第六十三条等法律中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本研究旨在深入

探讨知识产权侵权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适用，特别是以《商标法

》第六十三条为视角，系统性地分析法院在实践中如何认定“恶意”

、界定“情节严重”、计算赔偿基数以及裁量确定倍数，以期为解决

该制度适用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本研究综合

运用规范分析法与案例实证分析法，对《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的法律

要件进行体系化解读，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适用惩罚性赔偿的

商标侵权判决为样本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法院对适用惩罚

性赔偿总体持积极但审慎的态度，在“恶意”的认定上，倾向于结合

重复侵权、以侵权为业、侵权后拒不改正等客观行为进行综合判断；

在“情节严重”的界定上，主要考量侵权规模、持续时间、非法获利

数额以及对品牌商誉的损害等因素。然而，实践中最大的难题在于赔

偿基数的确定，因权利人损失和侵权人获利均难以精确证明，导致基

数计算存在困难，进而影响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效果。在倍数的选择

上，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较大，裁判文书的说理尚有待深化。本研究得

出核心结论，即有效发挥惩罚性赔偿的威慑功能，关键在于构建一套

更为清晰、可操作的构成要件认定标准和裁量指引，特别是要解决赔

偿基数的计算难题，并强化裁判文书对倍数选择的论证说理。本研究

对于丰富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償理论、指导司法实践统一裁判尺度、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償；商标侵权；司法实践；《商标

法》第六十三条

引言

研究背景阐述

在当今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全球竞争格局下，知识产权已成为国

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我国正处在从“中国

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关键时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

创新、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然而，

与日益高涨的创新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特别

是商标领域的假冒、仿冒行为，屡禁不止，呈现出产业化、规模化的

趋势。长期以来，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以“填平”原则为基础

，即赔偿数额以弥补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为限。这一原

则在理论上无可厚非，但在实践中却暴露出巨大弊端：权利人的实际

损失难以量化证明，侵权人的非法获利往往因其隐匿账簿而难以查清

，导致法院最终多采用法定赔偿的方式，判赔数额普遍偏低。这种“

不痛不痒”的赔偿，使得侵权行为的违法成本远低于其非法收益，无

法对潜在的侵权者形成有效震慑，严重挫伤了创新主体的积极性。这

种“赢了官司、输了市场”的现象频繁出现，使得强化知识产权损害

赔偿力度，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成为制约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提升的关键因素。

研究问题提出

为了破解这一困局，我国立法机关借鉴域外经验，在知识产权领

域果断引入了具有惩罚和威慑功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2013年修订的

《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首次规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

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前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

赔偿数额。”2019年该条再次修订，将倍数上限提高至五倍，进一步

彰显了国家严厉打击恶意商标侵权的决心。《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

十五条更是将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确立为一项基本民事制度。然而，

法律条文从纸面上的原则走向实践中的裁判，仍有一段漫长的距离。

作为一项新生制度，惩罚性赔偿在司法适用中面临着一系列亟待厘清

的现实性与紧迫性问题。首先，如何准确界定构成要件中的“恶意”

？是要求侵权人主观上具有损害他人的直接故意，还是可以通过客观

行为推定？其证明标准如何把握？其次，“情节严重”应如何具体判

断？是考量侵权行为的规模、时间，还是损害后果的严重性？这些情

节因素如何量化并与赔偿倍数挂钩？再次，也是实践中最核心的难题

，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础——即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或许可使用

费——本就难以确定，在基数不明的情况下，倍数又将如何适用？最

后，法官在一至五倍的区间内选择具体倍数时，其自由裁量权的边界

何在？应遵循何种裁判逻辑，以确保同案同判和判决的可预期性？目

前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尚不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