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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涝灾害风险评估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城市雨洪模拟研究进展

雨洪模型的研究最早始于上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城市暴雨径流模拟和相关软件的开发在西方国家萌芽，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丹麦的MIKE模型、英国沃林福特公司的InfoWorksCS软件、美国的SWMM模型和STORM模型等。1971年，SWMM模型由美国的环保署带头开发完成[5]，1975年，SWMM模型迎来第二个版本，80年代，SWMM模型又经历了第三次及第四次大型更新，上世纪90年代后，地理信息系统的快速发展，对雨洪模型的进步，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两者联合使用，模型构建和分析模拟效率有效提高。

在长达40年的更新迭代中，SWMM模型于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地区的降雨径流模拟、排水管网布局模拟与优化、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污染过程动态推演，SWMM模型同时也和其他模型、算法耦合并得以扬长避短。如Liong等[6]利用了新加坡的暴雨数据，采用遗传算法，对SWMM的参数选取进行了研究，并完成了模拟和验证；Sang等[7]将SWMM和TANK模型耦合后，以大宁河流域为对象，进行模拟运算，最终验证了该耦合模型的精度。

SWMM模型顺应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需求，在国内也被广泛使用，我国的学者也尝试将其与其他软件及算法进行耦合。如周红等[8]通过ArcGIS软件，选取厦门市马銮湾地区的海绵式城市实验试点地区，构建了SWMM雨洪模型进行水文模拟，在此基础之上完成了雨洪措施工程的综合效益评价。代文江[9]研究深圳市某排水分区的SWMM模型，采用GLUE方法分析参数的不确定性。李怀民[10]选取济南某小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SWMM模型，评价了该区域的海绵措施改造成果。赵乔[11]集成SWMM模型和ArcGIS的功能，成功开发了一套独立于这两者的系统，该系统不仅适用于城市管网规划，还能满足暴雨预警的要求。

城市内涝灾害风险研究进展

国外灾害风险评价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一方面分析灾害的活动过程，另一方面对灾害的形成条件进行预测，上世纪70年代后，灾害风险评价兴起于一部分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2001年，多发区指标方案(hotpots)计划开始执行，此项方案由哥伦比亚大学与世界银行[12]共同研究和开发，在覆盖全球各个国家的宏观视野之下，对各个地区的自然灾害风险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估。这一计划的实施，对全球大尺度的灾害风险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以城市为尺度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理论思路。

目前国外对于城市内涝灾害风险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内涝灾害与人类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如ToonHaer[12]评估了不同的洪水风险，提出了沟通策略，且使此策略适合于对每个人的影响。J.M.Bodoque等[12]提出将公民意识与社会知觉整合，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风险管理。

我国的城市内涝灾害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时间较晚，且在研究成果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根据相关研究的深入程度随时间的变化过程，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末期到本世纪初是第一阶段，在此之前我国整体的城市化程度较低，相应的城市内涝灾害研究还较为笼统，对于致灾因子、承灾体等要素对于风险状况的影响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国内城市灾害风险研究兴起的标志性事件，是我国积极参与了“国际减灾十年”。这一时期内，我国学者开始对城市内涝的成灾机理及相关风险评价进行初步的研究，如王好勤[15]在1991年通过梳理国内外自然灾害资料，阐述了自然灾害对城市的威胁，在此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关于城市防灾建设的建议。

进入21世纪后的首个十年，城市内涝灾害评价的相关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社会经济长期统计年鉴逐渐的引入及惯用框架的形成，显著提高了风险评价结果的实用性。国内城市内涝灾害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国的学者也开始构建内涝模型，如赵思健等[16]构建了基于地形、降雨、排水、地面特征四大要素的内涝模型，为相关的内涝模拟与风险分析评价提供了模型基础。

2010年至今是我国城市内涝灾害风险研究的第三阶段，各种新兴的技术手段被引入，对于城市内涝灾害的运动发展过程的模拟更加贴合实际的物理机制，以此为基础，风险时空分布分析也更为准确，而且针对性较强，对各种极端天气下的内涝风险研究更为深入，相关研究进入成熟发展期，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促进了研究成果的可视化及智能化。刘野等[17]尝试将水文模型与神经网络耦合，模拟城市积水点的动态变化并对其进行风险评价，还以贵阳市中心的内涝调查报告为基础验证了该模型的精确性。黄国如[17]以深圳市为研究区，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利用熵值法改进层次分析法进行指标赋权，选取危险性和易损性为两要素完成内涝风险分析。何振东[19]分析极端天气下北京市的内涝风险状况，还对未来的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