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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不正之风警示片观后感

结束观影时，投影幕布的光线暗下去，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窗外梧桐叶飘落的声响。刚才画面里那些熟悉的白大褂，此刻却像重锤一样砸在心上——曾经在门诊走廊擦肩而过的同行，曾经在学术会议上交流过的前辈，最终因背离了行医的初衷，站在了纪律和医德的对立面。这样的场景没有刻意渲染的悲情，只有真实到刺骨的细节：被塞满现金的医药代表手提袋、电脑里密密麻麻的处方回扣记录、患者家属含泪的控诉……这些碎片拼接起来，不是虚构的警示故事，而是医疗行业里那些被欲望侵蚀的真实切面，让每个在场的医者都无法回避。

作为一名在临床一线工作了八年的内科医生，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医疗服务里那些“看不见的缝隙”。刚入职时，我跟着带教老师出门诊，曾遇到过一位医药代表悄悄塞给老师一个“资料袋”，老师当场就退了回去，只说了一句：“我开的每一片药，都得对得起患者手里的病历本。”那时候我以为，守住这个底线是理所当然的事。可随着从业时间越来越长，我见过太多诱惑以“行业惯例”“人情往来”的名义出现：有器械商以“学术赞助”为名将购物卡塞进白大褂口袋，有药企在会议晚宴后递上“专家咨询费”，甚至有患者家属因为着急住院，偷偷往护士站抽屉里塞购物卡。这些场景不像警示片里那样戏剧化，却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一点点模糊着“合理”与“违规”的边界。

警示片里的一位涉案医生，在忏悔时说的话让我印象深刻：“第一次收红包时，我躲在值班室里坐了一夜，把钱又塞回了患者的住院押金里。可后来有人跟我说，不收就是不给患者面子，是不信任家属的心意。再遇到类似的事，我就半推半就收下了。到最后，收红包成了习以为常的事，甚至会因为患者没送红包而故意拖延检查。”这段自述戳中了很多医者的痛点：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很多时候不是始于大奸大恶，而是始于一次“不好意思拒绝”，一次“大家都这么做”的随波逐流。我们常说“医者仁心”，可仁心不是刻在墙上的标语，而是在每一次面对诱惑时，都能想起当年在医学生誓言里说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我曾接诊过一位70岁的慢阻肺患者，老伴儿陪着他来住院，老人的口袋里总是揣着一个布包。有一天查房时，布包从口袋里掉出来，里面是一卷用手绢包着的现金。老太太红着脸说：“医生，您多费心，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我当时没有直接拒绝，而是先扶老人躺好，然后把钱放进他的床头柜抽屉，笑着说：“您的心意我收下了，但这钱不能要。您好好配合治疗，能早点出院，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后来老人出院时，特意让老伴儿给科室送了一篮子自家种的橘子，橘子上还带着新鲜的露水。那筐橘子的重量，比任何红包都沉。它让我明白，患者真正在意的不是你收了多少礼，而是你有没有把他们的病痛放在心上。警示片里那些涉案者的悲剧，本质上是把“患者的信任”当成了可以交易的商品，当他们伸手接过第一笔回扣时，就已经把自己从“生命的守护者”变成了“利益的追逐者”。

医疗服务的不正之风，伤害的从来都不只是个体患者，更是整个医疗行业的公信力。去年我在社区义诊时，遇到过一位阿姨，她拿着一沓化验单问我：“医生，你给我开的药是不是最便宜的？会不会有提成啊？”我当时心里一酸，只能耐心地给她解释每种药的适应症和价格。后来我才知道，阿姨之前在别的医院看病，医生给她开了好几盒高价进口药，吃了半个月没效果，后来换了便宜的国产药反而控制住了病情。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当少数人的违规行为被放大成“行业印象”时，每个坚守底线的医者都要为这种误解买单。警示片里的数据显示，某地区开展医疗不正之风专项整治后，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从72%提升到了91%，这说明患者要的从来都不是“特殊照顾”，而是公平、透明、有温度的医疗服务。

其实，医疗行业里从来不缺坚守初心的人。我认识的一位急诊科护士长，在科室工作了20年，从来没拿过患者一针一线。有一次，一位患者家属因为抢救无效去世，情绪激动地把护士长推倒在地，可护士长爬起来后，还是先安慰家属：“我知道您难受，要是骂我能让您舒服点，您就骂吧。”后来家属冷静下来，特意给她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德艺双馨，仁心仁术”。还有我的同事小李，去年疫情期间主动报名支援方舱医院，在方舱里她不仅给患者治病，还帮着老人用手机联系家人，给孩子辅导功课。患者出院时，把自己叠的千纸鹤塞进她的防护服里，上面写着：“白衣天使，谢谢你。”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没有警示片里的忏悔和眼泪，却让我看到了医疗服务最本真的样子——它不是冰冷的诊疗流程，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守护。

警示片里提到的“过度医疗”问题，也是我在临床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困惑。有一次，一位患者因为咳嗽来就诊，拍了胸片显示只是普通支气管炎，可他坚持要做肺部CT，还说“医生你给我开最贵的检查，别心疼钱”。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上次我邻居咳嗽，医生没做CT，后来查出是肺癌，我怕自己也这样。”我花了20分钟给他解释胸片和CT的区别，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