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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从业人员超范围办学检讨书

我怀着无比愧疚与懊悔的心情，向教育主管部门、学生家长以及所有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社会各界郑重检讨。作为一名从事教育培训行业十余年的从业者，我本应坚守法律底线、严守办学规范，却因对政策理解的偏差、对教育本质的模糊认知，以及盲目扩张的短视思维，最终酿成了超范围办学的严重错误。现将具体情况、深刻反思及整改措施如实汇报如下：

一、错误事实的详细说明

自2022年9月起，我机构在未取得相关办学许可的情况下，陆续开展了超出《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核准范围的培训项目。具体违规行为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课程范围越界。我机构原办学许可明确标注“学科类培训（小学阶段语文、数学、英语）”，但在2023年春季招生中，我们增设了“中学物理思维拓展”“青少年编程入门”两门课程。其中，“中学物理思维拓展”虽名义上打着“素质拓展”旗号，实际教学内容涵盖初中物理课本核心知识点，涉及力学、热学等课标要求掌握的内容；“青少年编程入门”则超出了原许可中“非学科类培训仅限艺术类”的限定，属于未审批的科技类培训项目。

其二，班级规模超标。许可文件规定“单个培训班级学员不超过35人”，但为追求经济效益，2023年暑期“小学奥数强化班”实际开班时，部分班级学员达到42人，且未向主管部门申请变更备案。经核查，该班级共招收学员42人，其中15人来自外区跨区域报名，存在管理盲区。

其三，师资资质混用。原许可要求“学科类培训教师须具备相应学段教师资格证”，但在“青少年编程入门”课程中，我们安排了2名仅持有“信息处理技术员”职业资格证、无教育类资质的教师授课。经统计，2023年3月至2023年10月期间，这两名教师共授课86课时，涉及学员120人次。

上述行为持续时间长达14个月，累计违规招收学员287人次，收取费用共计16.8万元（已全部存入机构对公账户）。直至2023年11月教育主管部门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时，我们才被指出问题并要求整改。这一过程中，我作为机构负责人，全程参与决策并签字批准相关课程上线，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二、错误根源的深刻剖析

此次超范围办学问题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多重错误认知与侥幸心理长期积累的结果。经过反复反思，我总结出以下四点根源性问题：

第一，政策学习流于形式，法律意识严重缺位。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双减”政策、《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文件，明确要求“严格审批学科类培训机构，严禁超范围办学”。但我在组织内部学习时，仅将政策文件转发至工作群，未开展专题研讨或闭卷测试；自身也存在“重业务轻政策”的倾向，误以为“只要教学效果好，主管部门不会太严格”。例如，在增设“中学物理思维拓展”课程时，我曾简单认为“物理是理科基础，拓展思维不算学科培训”，却未仔细对照《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项目鉴别指南》中“涉及学科知识讲解、习题演练”即属于学科类的明确规定。这种对政策的片面解读，本质上是法律意识淡薄的表现。

第二，教育初心逐渐偏移，逐利思维主导决策。我从事教育培训的初衷是“帮助学生提升学习能力，培养学习兴趣”，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机构运营成本逐年上升（2022年场地租金较2020年上涨30%，教师工资涨幅达25%），我开始将“扩大规模、增加收入”作为首要目标。2023年初，市场部提交“增设编程课程”的方案时，我首先关注的是“编程培训市场需求大，客单价高（每课时120元，是原学科类课程的1.5倍）”，却忽略了“是否符合办学许可”的核心问题。甚至抱有“先做起来，等主管部门查了再补办手续”的侥幸心理，这种将教育异化为“商业产品”的思维，彻底背离了教育工作者的职业操守。

第三，内部管理松散混乱，风险防控机制缺失。机构虽设有“教学督导部”，但职责仅停留在“检查教师到岗率、课堂纪律”，从未对“课程内容是否合规、教师资质是否达标”开展过专项检查。例如，“青少年编程入门”课程上线前，教学督导部未审核课程大纲是否超出许可范围，也未核查授课教师的教师资格；财务部门在收取费用时，未对“超范围课程”单独建账，导致违规收入与合法收入混同。更严重的是，我作为负责人，从未要求管理层提交“新增课程合规性评估报告”，决策过程缺乏必要的制衡与监督，最终使机构运营陷入“重效益、轻合规”的恶性循环。

第四，对家长需求的误判，忽视教育公平责任。部分家长曾向我们反映“孩子对物理感兴趣，希望提前接触”“想让孩子学编程为升学加分”，我错误地将这些需求解读为“市场机会”，却未意识到：作为培训机构，我们有责任向家长普及“超范围培训可能影响孩子正常学业规划”“违规培训无法获得官方认可”等事实。例如，一名初二学生家长为孩子报名“中学物理思维拓展”课程后，孩子因提前学习高中内容导致课堂注意力分散，期中物理考试成绩不升反降。这一案例本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