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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违规饮酒专题讨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对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作出新的战略部署。违规吃喝问题作为“四风”的典型表现，其中违规饮酒现象因其隐蔽性、反复性和衍生性，始终是纪检监察机关重点关注的整治领域。近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各级党组织对违规饮酒问题的查处力度持续加大，但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地方纪委监委通报的典型案例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置纪律规矩于不顾，在高压态势下顶风违纪，暴露出部分党员干部纪律意识淡薄、侥幸心理作祟，也反映出纠治违规饮酒问题需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

一、当前违规饮酒问题的主要表现及典型特征

从近年查处的案例分析，违规饮酒问题呈现“由明转暗、由公变私、由显到隐”的演变趋势，具体表现形式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公务接待”变“私人宴饮”。部分干部借公务接待之名，行违规聚餐之实。例如，某县农业农村局干部在陪同上级调研期间，以“工作餐”名义安排超标准宴请，席间饮用非公务接待标准内的高档白酒。经核查，该次接待既未提前报备审批，也未严格执行“公务接待无酒”规定，参与人员包括2名无关的乡镇干部，实质是借公务活动搞私人联谊。更有甚者，个别干部将公务接待地点转移至单位内部食堂、偏远农家乐或私人会所，通过“内部食堂隐蔽化、消费清单拆分化、费用报销变通化”等方式规避监管。

二是“八小时外”成“风险时段”。相较于工作日公务活动中的违规饮酒，“八小时外”的违规聚餐饮酒更易滋生问题。某地级市纪委监委通报的案例显示，某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某在周末与管理服务对象王某聚餐，席间饮用王某提供的高档白酒，餐后接受王某安排的娱乐活动。表面看是“朋友间的私人聚会”，实则是王某为获取街道工程项目关照进行的“感情投资”。此类问题因发生在非工作时间、非公务场合，且参与人员多为“熟人圈”“小圈子”，发现和查处难度较大。

三是“酒局”背后藏“利益链”。违规饮酒往往与权钱交易、利益输送交织。某省交通系统专项整治中发现，某高速公路项目负责人李某多次组织施工方、监理方相关人员以“协调工作”为名聚餐，每次席间必饮高档白酒，且费用均由施工方承担。后续调查证实，李某通过这种“酒桌社交”与施工方达成默契，在工程验收、资金拨付等环节为其提供便利，收受财物超百万元。酒局成为权力寻租的“润滑剂”，违规饮酒行为背后往往隐藏着更深层次的腐败问题。

四是“基层惯性”与“侥幸心理”并存。在一些基层单位，“无酒不成席”的旧观念仍有市场。某乡镇干部在接受访谈时坦言：“上级来检查，不安排酒显得不重视；同级部门交流，不喝酒怕伤和气；就连村里的群众办事，递根烟、喝杯酒好像更‘好说话’。”这种长期形成的“酒桌文化”惯性，导致部分干部将违规饮酒视为“惯例”而非“违纪”。同时，部分干部存在“查不到我”的侥幸心理，认为“只要不闹出事、不被举报就没事”，甚至通过“提前转移酒瓶”“餐后清理现场”“统一口径应付核查”等方式对抗组织调查。

二、违规饮酒问题的深层次危害分析

违规饮酒看似是“小事小节”，实则是违反政治纪律、破坏政治生态的“大患”，其危害具有多维度、长期性特征：

从政治建设层面看，破坏纪律规矩的权威性。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公务活动禁止饮酒”“工作日午间禁止饮酒”等要求已成为明确的纪律红线。但仍有干部视之为“软约束”，甚至将违规饮酒作为“检验忠诚”的荒唐标准——“不喝酒就是不给领导面子”“不陪酒就是不配合工作”。这种扭曲的“酒桌政治”，本质上是对党的纪律的漠视，严重损害了纪律的刚性和严肃性，消解了党员干部对“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

从队伍建设层面看，侵蚀干部队伍的战斗力。酒精的麻醉作用易导致干部判断力下降、决策失误。某县应急管理局干部在夜间值班期间违规饮酒，接到企业安全事故报告后因醉酒延误处置，造成事故扩大。更严重的是，长期违规饮酒易引发干部作风松散、精神懈怠，甚至滋生“酒风即作风”的错误导向，导致部分干部将精力耗费在酒局上，而非钻研业务、服务群众，形成“不务正业”的不良风气。

从党群关系层面看，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群众对干部的作风问题最敏感、最反感。某社区群众反映，某街道干部常在辖区饭店“喝到脸红脖子粗”，路过的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直言“这样的干部怎么能指望为我们办实事”。违规饮酒行为直接拉低了群众对干部的信任度，甚至让“干部酒桌腐败”成为部分群众对“四风”问题的直观印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

从个人发展层面看，埋下违纪违法的“导火索”。许多腐败案件的查处轨迹显示，违规饮酒往往是干部堕落的“第一步”。从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饮酒，到收受高档酒水，再到因“酒桌承诺”违规办事，最终滑向受贿犯罪的深渊，这是不少违纪违法干部的“堕落路径”。某省纪委监委梳理的100起县处级干部违纪案例中，73%的干部存在违规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