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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四个想一想”心得体会

医药领域是守护人民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每一个岗位、每一次决策都直接关系着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开展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我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对照“四个想一想”要求反复自省，在思想上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洗礼，对“为谁服务、如何用权、怎样守正”有了更清醒的认知。

第一，想一想手中的权力从何而来，是否始终做到了为民所用？

作为一名在医疗系统工作十余年的药剂科管理人员，我曾一度将“岗位”简单理解为“职责”，却很少深入追问权力的本源。这次整治中，我重新学习《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逐条对照自己的工作场景，突然意识到：处方审核权、药品采购建议权、库存调配权……这些看似“日常”的权力，本质上都是人民赋予的公共资源分配权。

去年参与某新药采购论证时，一家药企代表以“学术交流”名义邀请我参加外地研讨会，虽未直接提及合作，但行程安排、住宿标准明显超出常规。当时我虽拒绝了邀请，却抱有“对方只是想建立联系”的侥幸心理。现在想来，这种“模糊地带”的容忍，恰恰是权力认知错位的表现——如果把权力当作个人资源，就会在“小恩小惠”前放松警惕；只有明白权力是“为患者选好药、用对药”的工具，才能从根本上筑牢防线。

近期梳理近三年药品采购清单时，我特意统计了临床反馈率：那些疗效确切、性价比高的药品，往往是科室医生集体推荐的；而部分高价药虽营销攻势猛，实际使用率却不足30%。这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权力的“准星”必须对准患者需求，每一次采购决策都要多问“临床是否需要”“患者能否负担”，而不是被营销手段牵着走。

第二，想一想从医的初心是否蒙尘，是否始终把患者利益放在首位？

参加工作初期，我常跟着老主任查房，看他蹲在病床前为老人系好松开的鞋带，听他对家境困难的患者说“这个检查可以缓一缓，先把急的治了”。那时的我，总觉得“医者仁心”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但随着工作节奏加快、考核指标增多，这种本能逐渐被“完成任务”“不出差错”的心态替代。

去年冬天，有位慢性病患者拿着外院处方来调药，我按流程核对适应症后，发现处方剂量比常规高20%。当时第一反应是“可能外院有特殊考虑”，便直接登记发药。后来患者家属找到科室，说老人服药后出现明显不适，经排查是剂量问题。这件事像一记重锤敲醒了我：流程合规只是底线，真正的“以患者为中心”需要多走一步——主动询问患者用药反应、核对既往病历、必要时与处方医生沟通。

整治期间，我参与了科室“临床-药剂”联动机制建设，每周三跟随医生查房，现场了解患者用药需求。有位长期服用抗凝药的老人说“药价降了，但跑医院取药太麻烦”，我们据此推动“慢性病长处方+社区配送”服务，一个月内就为200余名患者解决了用药难题。当老人握着我的手说“现在不用大冷天挤公交了”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初心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体现在每一次主动服务、每一个细节改进中。

第三，想一想法纪的红线是否筑牢，是否始终保持着敬畏之心？

过去总觉得“腐败”离自己很远，无非是“收大钱、办大事”，直到看到整治通报中某医院药剂科主任因收受5000元“辛苦费”被处分的案例，才惊觉“微腐败”的腐蚀性同样致命。药品供应商的“节日问候”、设备厂商的“样品试用”、学术会议的“专家咨询费”……这些看似“正常”的往来，稍有松懈就会演变成权钱交易的温床。

我负责的药库管理涉及近千种药品的出入库，过去为提高效率，曾简化过部分验收流程——比如对长期合作企业的药品，偶尔凭“随货同行单”直接入库。整治中学习《药品管理法》时，我发现这种做法违反了“逐批验收”的规定。看似节省了时间，却埋下了药品质量隐患。现在我们重新制定了“双人验收+电子扫码”制度，每批药品必须核对批号、有效期、质检报告，系统自动生成验收记录。有次发现某批抗生素的冷链运输记录不完整，我们立即暂停入库并联系供应商，虽然因此延误了两天配送，但避免了可能的用药风险。

最近整理科室廉洁档案时，我逐条填写了近三年的社会关系、兼职情况、家属从业信息。一开始觉得“过于严格”，但填完后反而有一种“轻装上阵”的轻松——把“家底”亮出来，把“规矩”立起来，反而能更坦然地面对每一次业务往来。法纪不是束缚，而是保护我们不越轨的“安全绳”。

第四，想一想群众的期盼是否回应，是否始终保持着奋斗姿态？

整治期间参加了一次患者座谈会，有位中年妇女说：“孩子得白血病，每月药费上万，家里把房子都卖了。我们不求医生能降药价，但至少希望开处方时能问问家里经济情况。”这句话像针一样扎在心上。我们常说“因病致贫”是社会问题，但作为直接接触患者的医务工作者，是否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尽到了努力？

我所在的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每天接诊量超过3000人次，过去门诊药房取药平均等待时间25分钟，患者抱怨“看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