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汉“党锢之祸”的影响.docxVIP

【标题】试论东汉“党锢之祸”的影响 【作者】杨 渝 【关键词】东汉后期??士大夫??宦官??党锢之祸??政治??太学生??影响 【指导老师】杨晓红 【专业】历史学 【正文】引言东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独揽朝政二十余年的外戚梁冀家族的靠山梁太后去世，梁氏覆灭，这本该使中央政权从外戚的掌控中摆脱出来，但事实却使皇权又落入宦官的手中，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1]，其权势达到顶点。皇帝的昏庸无能，吏治的进一步腐败，以及朝政被宦官把持掌控，这激起了以“清流”自许的士大夫更强烈的愤慨，以致士族代表李膺等人和太学生郭泰、贾彪等联合，品核公卿，议论国政，共同抨击宦官集团，深为宦官所忌。于是宦官开始大肆迫害士人和太学生，“党锢”事件就这样发生了。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与宦官来往密切的方士张成怂恿其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不顾赦令将张成的儿子处死。宦官集团乘机唆使张成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2]，于是桓帝下令将李膺等二百多名党人先后逮捕，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而后灵帝即位，外戚窦武起用党人，并与太傅陈蕃合谋“志诛中官”[3]，事泄反被杀害。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曹节趁机上奏搜捕党人，“党锢之祸”再起，李膺、杜密等百余人下狱，随后被处死，牵连者六七百人，分别被流放、禁锢和处死。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宦官又再挟制灵帝下令，凡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甚至五服以内的亲属皆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4]“党锢之祸”作为东汉后期中央政治力量进行权利争夺的产物，其对东汉政治及政局的影响尤为突出。但学术界对于党锢之祸的研究侧重于其原因，也有研究影响的，但都侧重于在思想意识领域方面。鉴于此，笔者试图就?“党锢之祸”对东汉的政局影响上进行较为系统的探究。一、摧残人才，使政治更趋腐败纵观历史，对“党锢之祸”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近几十年，而在综合近几十年来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综述后，本文认为“党锢之祸”对东汉政局的最大影响在于，正是对“党人”的全面打击制裁，耗尽了汉代尚存的元气，造成了汉亡于魏、而后数百年群雄割据的局面。而究其最大影响，我们先来看看“党锢之祸”发生前东汉的政治情况。东汉王朝本是依赖于豪强大地主的支持和拥戴而建立起来的。汉光武帝刘秀在建立东汉后，为避免西汉末年“上威不行，下专国命”[5]的历史重演，便尽可能的加强皇帝的权力。“虽置三公，事归台阁”[6]，朝廷机构中设尚书台，总揽行政权柄，丞相（大司徒）一职变成了徒具虚名的空衔。尚书权重职卑，实际上就使皇帝总揽了国家的全部政务。然而，权利的高度集中，又导致在政治机制衰乱的时代，谁掌握了皇帝，谁就可以横行天下，左右一切。以致于在东汉中晚期，皇权所依仗的亲重，因觊觎最高权力，都力图挟持皇帝，控制朝政。而自汉和帝时代起，又几乎都是幼主继位，因此外戚与宦官这两个集团为争夺最高权力展开激烈争斗，使东汉王朝的政治关系越来越复杂，其政治统治越来越昏暗。在这其中，外戚集团易于接近皇帝，利用皇帝年幼，掌握朝中大权。而宦官则利用皇帝逐渐成年，不甘受外戚控制的条件，帮助皇帝除掉外戚，取而代之。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轮番执政，相互间排除异己，无所不用其极。而这种围绕皇权的争夺出现的外戚、宦官此起彼伏的交替专政，便成为东汉后期封建政权的一个特点。它不仅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更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在宦官、外戚的反复争斗中，官僚士大夫所结成的政治集团也逐渐在皇权的争夺中发挥作用。首先随着大地主经济势力的发展，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得到空前加强。其次东汉后期所沿袭的察举征辟任官制度，渐渐注重门第阀阅，这就导致了累世公卿局面的形成。同时又由于私人讲经之风的盛行，在官府中的大小官吏之间，逐渐发生了一种封建从属倾向，形成了许多官吏集团。再有，在思想上，由于士阶层长期积淀以来的优越感，使他们不易与其他阶层平等相处，尤其是对宦官的鄙视，往往会激化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再加上宦官在帮助皇帝铲除外戚的过程中逐渐得到重用从而登上政治的舞台，他们走的是一条由内宠而获得升官的捷径。他们的成就越发反衬出以“清流”自许、靠寒窗苦读而入仕的士大夫的失势。因此，这必然会进一步加重士大夫官僚们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正如《后汉书?党锢传》所记载的“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最后，宦官势力的膨胀，不仅打破了东汉初期士大夫集团垄断政治的格局，而且冲击和削弱了士大夫集团的势力，危及了他们的利益，这是士大夫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士大夫开始联合太学生以及外戚对宦官集团展开了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