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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卫视：创新是湿的 作者：郝亚洲 出处：《中欧商业评论》 发布时间：2010-2-25 10:40:23 中国最具娱乐气质电视台的成功密码----- 把组织变湿 如果您是70后，如果您是60后，如果您是50后，千万别再倚老卖老了。娱乐不分年龄大小，娱乐无处不在。如果将娱乐看成一种产品，那么生产娱乐的企业或者机构就是在向公众兜售幸福的权利。谁努力让更多的人通过娱乐享有了幸福感，谁就是市场的王者。这，就是湖南卫视在中国电视消费领域成功创新的深层次原因。 为创新找一个理由 20多年前，我们只知道有中央电视台和一个属于自己家乡的电视台。夜晚来临，除了在路灯下玩着丢沙包和扇洋片的游戏，就是和院里的邻居们围在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前看《上海滩》。长期以来，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成为了统一全民娱乐意识的指挥棒，全国人民都将一年来的娱乐积蓄在除夕，在电视机前进行集体宣泄。也因此，我们的头脑中形成的娱乐形象始终都是这样的：身着盛装的宋祖英唱着歌颂祖国盛世的歌曲，小眼睛的冯巩每年吼上一句“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黄宏用离现实生活很远的肢体语言表达着农民工的“快乐生活”…… 除了这种集体狂欢式的娱乐，我们对个体的娱乐一无所知。美国文化批判学者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火遍中国传媒界。其实，这本书在美国的反响平平。有一次，笔者问《华盛顿邮报》主编如何看待尼尔·波兹曼的观点时，对方摇头说：“我没听说过这个人。”显然，波兹曼的言论在中国被过度放大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人对“娱乐”二字的陌生，继而产生了恐惧，再继而产生了抵触。很多严肃派的学者义正辞严地指出，电视将人的思维碎片化，一切事件都呈现出了娱乐化解读的趋势。甚至现场直播也是为了调动观众那根喜欢临场紧张感的娱乐神经。 这些借批判电视进而批判娱乐的舆论，险些彻底掐断大众和快乐、幸福之间的纽带，娱乐也险些成为国民素质低下的代名词。 电视的出现是对话语表达的一个充分补充，从口头表达到书面表达，再到广播式的口头表达，语言呈现出了多层次的格局。这也是一个从深至浅的过程。电视语言的跳跃性和不连贯性符合人类碎片式的思维习惯，有些问题是不必要引入完整逻辑进行阐释的，这就是电视娱乐功能的基础—电视本身就是娱乐。这也是当年肯尼迪凭借俊秀的外表，在美国的首次电视辩论中战胜尼克松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是“娱乐” 颇费周折地谈娱乐，是因为只有搞明白了娱乐和电视的关系，才能理解湖南卫视十几年来创新的种种努力背后的逻辑，才能了解为何“芒果台标”会掀起如此大的波澜，多年称雄地方卫视频道，甚至让玩惯了高雅文化的中央电视台也放下了身段，开始“与民同乐”。 娱乐取之不竭 往大里说，娱乐是一个社会公民意识觉醒的产物；往小里说，娱乐是关乎个体幸福强弱的指标。如果人们只能仰视央视“春晚”的明星们，只能借助于大气磅礴的广角镜头才能领略他们的气宇轩昂，那么和娱乐是有距离的。如果我们在《快乐大本营》，在《节节高声》发现明星们也会动小心眼，也会在电视节目里被捉弄，也会跟人斗嘴的话，就会发现，娱乐离我们很近。 这就是湖南卫视的贡献和创新，它就是要让个体触摸幸福感。它存在的理由更简单，人民需要“人民式娱乐”。按摩的、修脚的、指挥交通的、教书的、跳舞的、开发软件的，你能想到还有什么行业吗？那么好，请走到湖南卫视的摄像机前，你就是今晚的主角，你的同行们还有想对你的行业有了解的人，都会聚精会神地看着你。上电视了，你快乐了，观众也快乐了，这样的娱乐形式岂能不长久？ 我们问《天天向上》的制片人张一蓓，“你们的点子用完了怎么办？”她说：“不会的。我们的点子都在老百姓那儿，是取之不尽的。”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为什么只有湖南卫视敢于和具有垄断性资源的央视叫板？”答案是，因为它是属于大众的。 湖南卫视的“娱乐立台”战略在内容贫瘠的中国电视领域里，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它开创了一家电视台战略聚焦的先河，而这个战略又是和电视本身的属性和大众需求相吻合的。如果将湖南卫视看成一家企业，这其实就是专业化和精确化的体现。这样目标明确的“靶心”在中国的电视机构里不曾有过，由此它们找到了创新的立命之本。 营造创新的气场 “立命”之后，如何让创新真正在企业落地，实现“安身”？关键是“人”。 和大多数创新型企业相同的是，湖南卫视的创新之源在于领导力。而不同点在于其独有的“团队领导力”。很多人都认为是魏文彬一手缔造了湖南卫视的今天，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魏文彬的深谋远虑和大刀阔斧的改革，今天的湖南卫视也许尚在迷茫地寻找方向。 但从一开始，魏文彬就并非像大多数创新企业那样，成为企业思维的唯一源泉。在他担任台长之时就非常注重发现和重用人才，而人才的标准在他的眼里就是有执行力并且敢于“标新立异”。欧阳常林、张华立就是这样的人，也正是他在位之时被一手提拔的。 魏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