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近代农村合作运动.docVIP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近代农村合作运动＊ ——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刘纪荣 （安徽财经大学 合作经济研究中心，安徽 蚌埠 233041） 内容提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合作运动整体上在逐步发展、壮大，运行基本良好；作为先后倡导与推行农村合作运动的两种外在的主导力量：民间社会团体与国家政权，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交相更替；民间社会团体从最初的创导者地位逐步淡出，而作为国家象征的政府机构却几乎沿着一条与民间社会团体相反的趋势伸入；在“此消彼涨”间，虽曾一度“相携合作”，然而，农村合作运动最终为国家政府所控制，在总体上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国家化”的态势，从而影响到整个农村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这不仅是华北农村合作运动区别于全国其它地区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近代农村合作运动区别于西方纯粹“自下而上”式合作运动的最根本之处。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华北农村，合作运动，发展形态 一、引言 在中国近代合作运动史上，相对于全国其它各个区域来说，惟有华北农村合作代表了近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由发生、发展到高潮的全过程。因此，考察华北农村合作运动就具有某种整体意义上的代表性。学术界现有关这一历史研究领域的成果较多，如有从社会经济史角度对近代合作运动的整体分析（赖建诚，1990）以及专就民国时期农村合作社的发展与评价（潘劲，2002等）；有先后就南京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的成因、过程以及政府与合作社及乡村社会关系等所作的深入研究（姜枫，1990；赵泉民，2007）；也有对华洋义赈会或河北、山东等区域农村合作运动所作的个案描述和评价（杨菲蓉，2001；刘招成，2003；薛毅，2003；蔡勤禹，2005；等）；李金铮（2000）、王先明等（2002）还就二三十年代华北乡村合作社的借贷活动及其资金构成来源等作了广泛探讨，并以此揭示了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潘培志（2006）、郝宏桂（2006）等就晏阳初、梁漱溟等历史人物的合作思想及其活动有过简要论述；关于考察近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程中的“国家化”以及阐释国家与社会力量在农村合作运动中的相互作用这一问题的成果似乎还不多见，陈意新（2001）在讨论“二十世纪早期西方合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中对此略有提及，但未作详论；时至今天，依旧未见学术界相关的专题讨论。然而，近代农村合作运动的“国家化” 趋势是如何提出、演变、并得以逐步形成？这一发展趋势究竟有何利弊？对此后我国农村合作运动有何深远影响？同时，以民间社会力量为倡导、肇端于华北地区的近代农村合作运动对我国当今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又有何历史借鉴？对于这些事关历史认知与现实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学术界应给予充分的认识和总结，亟待作出客观解答并详加讨论。为回答上述问题，笔者拟在“国家与社会”框架下，力图就此作一专门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国家”所指，即世俗政权力量，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社会”或民间社会，即游离于世俗政权之外的在野力量，特指具有一定法人资格、从事社会公共（益）事业的民间团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的形成，即“国家”与“社会”的分解，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我国近代以来合作运动发展形态的自然演进的全过程来看，华北农村合作运动似乎沿着一条具有内在规律性的轨迹次第渐进，分别历经了三个形式不同、内容有别、结果迥然相异、整体上却又是互为关联的发展阶段或发展模式，即初期由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独立倡导的民间社会“合作防灾”实验，比较自然地过渡到由社会团体如在定县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等，因缘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县政建设实验”，得以与地方政权联合实施并积极推行农村合作事业，从而开创出“社会与地方政权联合”的实验；但最后归结为由政府全面控制，国家颁布统一的《合作社法》及其“实施细则”，制订合作政策，规范合作系统，强力推行并严格限制社会团体独立性的国家权力“规范化”合作运动。在华北农村合作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的作用逐步加大，因而可以说，特定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政治经济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剧、农村濒临崩溃）中的农村合作运动，其发展的客观趋势似乎只能是“国家化”，即合作运动的“自上而下”。这不仅是华北农村合作运动区别于国内其它地区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近代农村合作运动区别于西方纯粹“自下而上”合作运动的最根本之处。 二、民间社会的“合作防灾”实验 近代中国的农村合作运动最初发端于民间社会在华北地区的“合作防灾”实验。1920年，华北大旱，赤地千里。中外人士纷纷成立各种救助性机构。为统一领导、加强联络、协调管理，经反复磋商和筹备，各地华洋义赈会代表于1921年11月16日在上海集会，最终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民间社会救助团体，定名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