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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空间、社会现实和自我内外——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 张新颖 　 我希望下面将要作出的描述和阐释，能够引领着认识到达这样的地方: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群的崛起，显示了中国新文学发展至此日日明朗起来的一个新现象，即学院讲授的文学——主要是近现代的西洋文学——对创作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推动新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实这一新现象的端倪早就出现(下文将略有述及)，只不过要等到西南联大时期，这一现象才变得集中、突出、强烈，因而拓展出较大的探讨空间。 要达到这样的认识也许是一件不太困难的事，不过，认识到达了这样的地方，也就同时濒临着危险的情境。这个危险就是，认识跌落进早已存在的陷阱，认为现代主义的文学是学院的产物，是学院相对封闭的空间保证和促成了现代主义创作的繁盛。特别是，对比于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大背景，对比于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涌现出来的力图直接服务于抗战的大量文学创作，这一认识就会得到加强。这篇文章同样强调战争这一巨大的背景，而且特别要强调，西南联大这一学院空间，本身就是战争的产物，不仅不可能把战争这一大背景封闭在外，而且深刻地感受着战争所带来的种种信息，并对这种种信息进行了学院形式的转化。本文试图说明，正是经历了战争，在全民族的灾难和单个人的精神磨难之间，在共同的压力下和个人独特的生命感受之间，在异域的文学启迪和中国自身的现实境遇之间，崛起了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通过这一事实，我们对现代主义文学本身，也许能够加强一种感性认识:它与艰苦的磨难、巨大的创伤、甚至是深刻的危机紧密相连，而不是躲避在象牙塔内的文字制作;同时，对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也许也能够加强一种感性认识:它是异域的文学启迪与中国自身的、个人自身的现实境遇和精神状况相激发、相磨擦而产生的，而它的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取决于互相激发和互相磨擦的程度。 如果认识能够同时到达以上所说的这两个地方，认识也许就到达了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群的核心。到达了这个核心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原来上面所说的这两个地方，其实是同 一个地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22年，T.S.艾略特的《荒原》发表。耐人寻味的是，这首轰动西方文坛的长诗，中译本是抗日战争即将爆发之时出版的，这首诗在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恰恰就在抗战时期。这种影响不全是通过中译本产生的，在西南联大，课堂讲授和直接阅读原文是更主要的渠道。对于中译者赵萝蕤来说，她也是在学院里接触和翻译这首诗的。1936年底，赵萝蕤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戴望舒听说她曾试译过《荒原》的第一节，就约她把全诗译出，由上海新诗社出版。在此之前，她已经听过美籍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老师详细地讲解过这首诗，所以她的译者注基本就采用了温德的讲解。她还请青年教授叶公超老师写了一篇序，序言显示叶公超对作品及其作品的影响有着超出一般水平的理解，其中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在卢沟桥事变前一个月，赵萝蕤在北京收到样书。这本书计印行简装三百本，豪华五十本。其实早在为赵萝蕤的译本作序之前三年，叶公超就写过一篇相当深入的评论，题为《爱略特的诗》，发表于1934年4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叶公超对现代主义作品和文艺理论的兴趣和见识确实超出了当时的一般水平，他翻译过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名作《墙上一点痕迹》(The Mark on the Wa11)，并写了“译者识”，发表于1932年1月的《新月》第四卷第一期;他还特别津津乐道“新批评”理论奠基者瑞恰慈(I.A. Richards)的文学主张，为曹葆华译瑞恰慈著作《科学与诗》作序时，强调说:“我相信国内现在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 三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代表诗人卞之琳，也曾经谈到过他在北京大学上学时所受到的课堂影响。1931年，叶公超代替遇难的徐志摩上英诗课，使那时正“借鉴以法国为主的象征派诗”的卞之琳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是叶师第一个使我重开了新眼界，开始初识英国三十年代左倾诗人奥顿之流以及已属现代主义范畴的叶慈晚期诗。我特别记得他在堂上津津有味教我们《在学童中间》一诗，俨然自充诗中已成‘头面人物’的叶慈督学，把我们当学童，在我们中间寻找变成当年幼小的女孩子茆德·甘(Maud Gonne)一副稚气的面貌而感慨系之。”叶公超接编《新月》杂志，发表了卞之琳《魏尔伦与象征主义》、《恶之华拾零》等译文和译诗，“后来他特嘱我为《学文》创刊号专译托·斯·艾略特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亲自为我校订，为我译出文前一句拉丁文motto，这不仅多少影响了我自己在三十年代的诗风，而且大致对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诗篇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作用。” 从赵萝蕤和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