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协商与“国家主导” 下的劳动关系治理.docVIP

社会学研究 集体协商与“国家主导”下的 劳动关系治理? ——指标管理的策略与实践 吴清军 提要：中国集体协商依靠“国家主导”模式，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欧 美国家的道路。国家推动集体协商的目的并非要真正推动劳资博弈，而是要 把劳资双方都纳入到法律制度框架之内，使劳资双方行为能够法制化和契约 化。但是，国家规范劳资关系并非简单控制，而是通过指标管理实现对基层 产业秩序的治理。所以，指标管理成为国家推动集体协商制度建设的核心策 略，地方政府和工会围绕考核指标，调用各种资源来提高集体合同数量。在 实践工作中，地方政府“第三方”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同时工会“代理政府” 的角色也得以强化，集体协商的本质已从劳资博弈转变成党政联合工会与资 方的讨价还价行为。 关键词：集体协商 集体合同 集体谈判 工会  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集体谈判制度作为调整劳动关系的核心 制度，在欧美国家得以确立，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得到了充分发展。 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工人组织力量衰落以 及工会密度下降，欧美国家的集体谈判呈现整体衰落和分散化的趋 势，集体合同的覆盖面越来越小，同时谈判的层级也越来越低（Kochan, 1980; Kochan et al., 1986； Katz et al., 2004）。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自 1994 年以来，中国集体协商却在“国家主导”模式下走出了一条 完全不同的道路，集体合同签订率和覆盖率都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全国总工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 年，全国签订集体合同数达 140.7 万份，覆盖企业 243.8 万个，覆盖职工数甚至高达 18465.1 万（中华 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11）。 如果仅从全国总工会公布的数据来判断，中国的集体协商制度得 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在实践工作中，“不愿谈”、“不敢谈”、“不会 谈”的现象仍然非常普遍，这已成为政府、学界甚至是工会所公认的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劳动合同法与企业劳动关系的行业比较研究”（10CSH017）阶 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感谢全国总工会关彬枫先生和首都经贸大学罗荣波在资料收集中的大力帮 助，同时感谢常凯教授、许晓军教授以及本刊匿名审稿人给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1 社会学研究 事实（常凯，2009；程延园，2004a、2011；徐小洪，2004；等）。那 么，在“国家主导”模式下，集体合同数量与覆盖率是如何统计出来 的？统计结果与实际情况为何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中国选择了一种 怎样的集体协商模式？又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种模式的形成与运 行？这些问题都亟待学界给出学术性的分析和解释。本文将结合 H 省 的集体协商工作情况，对以上问题进行尝试性阐述与分析。 一、集体谈判与“国家主导”的集体协商模式 “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一词要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之 前韦伯夫妇（Sidney Webb and Beatrice Webb）的著作，他们在 1891 年有关劳工合作运动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在这一研究 中，他们并没有对集体谈判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仅把它看成是工会 和 雇 主 或 雇 主 组 织 之 间 形 成 的 一 种 制 度 化 谈 判 关 系 （ Hyman, 2004/2001：11）。在 1897 年的《产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vy） 中，韦伯夫妇对集体谈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Webbs，1914）。 在 著作第二部分阐述工会职能时，韦伯夫妇认为工会需要推动八大“共 同规范”（the common rule）来维护会员的生活标准和工作条件，即： 工资基准利率、标准工作时间、劳动安全与卫生、新劳动进度、新技 术、工作稳定性、参加工会的权利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同时，八种“共 同规范”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加以实现，分别是：互助保险、集体谈 判和立法（Webbs，1914：150－276）。在此他们解释到，集体谈判是 工会为维持和提高会员生活水平的手段之一。工会的集体谈判与个体 的市场谈判之间是存在巨大差别的，个体的市场谈判缺乏关于工作以 及劳动力价格等信息的交流，谈判的结果只会引发工人之间恶性竞 争，从而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水平；但是工会可以作为工人的集体力量 向雇主要价，从而可以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所以，集体谈 判最大的优势不仅在于可以在企业、地区以及国家层面上避免工人之 间的恶性竞争，而且还可以保护个体工人的权益不受雇主侵害（David， 2008：539-542）。   集体谈判的概念虽然最早出现在韦伯夫妇的著作中，但集体谈判的实践在英国和美国早就存在 了。自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英国和美国，仲裁（arbitra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