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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地理之图》考略*??刘浦江文章点击:425 次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元刻本《契丹国志》，卷首冠图三幅，分别是《契丹地理之图》、《晋献契丹全燕之图》和《契丹世系之图》。其中的《契丹地理之图》是流传至今的惟一的一幅辽朝地图（见附图），[1] 有着弥足珍贵的地理文献价值。自《契丹国志》点校本问世以后，此图已广为古地图学界所知晓，[2] 但关于这幅地图的来历和创作时代，却始终无人加以探究，本文希望能够对此提供一个初步答案。??一关于《契丹国志》一书的真伪问题，学界长期存在着不同意见。据该书卷首所载《进书表》称，是书系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秘书丞叶隆礼所撰，而据笔者考订，该书当是元朝前期某家书肆所作的伪书，成书于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以前。[3] 《契丹国志》真伪问题的考定，并不意味着《契丹地理之图》的成图时代由此得以明确，因为这部以牟利为目的的伪书是由坊肆书贾拼凑而成的，它的所有内容均从各种宋代文献中稗贩而来，冠于卷首的这几幅地图自然也不例外。因此要想探明此图的来历和绘制年代，还必须从地图本身去寻找答案。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这幅《契丹地理之图》究竟是出自宋人之手抑或出自辽人、金人之手？这个问题不难判断。图中称女真、熟女真而不称女直、熟女直，称鞑靼而不称阻卜或阻 ，置木叶山于祖州附近，云中府旁注“山后四邑，契丹改名西京”，等等。以上诸点，足以说明此图作者不可能是辽人或金人，显然当是宋人所为。该图有关辽金京城的标识，对于考订地图的撰制时代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我们注意到，图上既有辽上京，又有金上京。在祖州和木叶山以东有一“上京”，这是指辽上京；而在混同江（今松花江）以北又有所谓“新上京”，这自然就是指金上京了。[4]“新上京”的说法为我们确定此图的时代提供了一个重要依据。金初自太宗朝已定都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子），但直至熙宗天眷元年（1138）始建号上京。《金史·地理志》谈及上京名号沿革时说：“天眷元年号上京。海陵贞元元年迁都于燕，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称为国中者以违制论。大定十三年七月，复为上京。”《熙宗纪》对建号上京一事也有明确记载：天眷元年八月，“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为北京”。这里说的“旧上京”，即指原辽朝上京临潢府，因金朝新建上京之号，故将辽之上京改称北京，以免混淆。对于《金史》的上述记载，曾有学者提出质疑。朱国忱先生指出，《大金国志》卷二《太祖武元皇帝下》有这样一条史料：“天辅六年春，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其辽之上京改作北京。”且《金史·太祖纪》及《太宗纪》都有称会宁府为上京的例子。遂由此得出结论说，早在太祖天辅六年（1122），会宁府已有上京之号，在天眷元年改辽上京为北京之前，金上京与辽上京可能同时并存不废。[5] 这种意见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首先，《大金国志》是一部为学界所公认的伪书，其中不乏篡改史料、混淆史实之处。[6] 关于会宁府建号上京的时间，此书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卷九《熙宗孝成皇帝一》在天会十三年（1135）下说：“升所居曰会宁府，建为上京。”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此条下有馆臣按语：“金之建上京、定官制实在天眷元年，此书一书于天辅七（六）年，又书于天会十三年，重复舛误。”[7] 可见此书的记载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其次，《金史·太祖纪》和《太宗纪》称会宁府为上京，应属史臣追叙之语。元修《金史》的基本史料来源是金朝实录，而《太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分别成书于皇统八年（1148）及大定七年（1167），[8] 均在天眷元年建号上京以后，若将会宁府追记为上京也是很正常的。许子荣先生曾对《金史》纪、志、传中所见“上京”进行过逐条辨析，指出天眷元年以前所称上京既有指辽上京者，也有指金上京者，后者均为史臣追叙之辞，其说有理有据。[9]自天眷元年建号上京后，海陵朝曾一度废去上京名号。《金史·地理志》称“海陵贞元元年迁都于燕，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云云，若依此说，似乎是在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的同时就废去了上京之号，这个说法不够准确。《海陵纪》正隆二年八月甲寅有“罢上京留守司”的记载；十月壬寅，“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由此可见，削上京之号是正隆二年（1157）的事情。[10] 此事与金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形势有关。海陵迁都燕京遭到女真旧贵族的激烈反对，徒单太后此后几年就仍然留居上京而不肯南迁，故海陵废除上京名号，其目的是打击女真旧贵族势力。世宗即位后，矢志弘扬女真民族传统，遂于大定十三年（1173）恢复上京之号。综上所述，根据金上京名号之沿革，可以大致推定《契丹地理之图》的撰制时代。因作者以“新上京”指称金朝之上京，可见此图之创作当在天眷元年（1138）之后，其下限不应晚于正隆二年（1157）；若是在大定十三年恢复上京名号以后，则为时太晚，恐不宜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