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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家庭农业的现代化 董正华 教授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心 一、当代世界各国家庭农业概况 时至今日，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者绝对数量和比重都已经很小，农业经营规模也已经扩大，但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家庭农场。就经营规模来看，1970年小于20公顷的农场跟50公顷以上的农场的比差在西欧各国分别是：丹麦62.1：6.2；英国52.4：23.3；爱尔兰68.2：7.5；荷兰81.5：1.5；比利时84.9：2.0；西德83.7：1.8；法国65.5：8.5；意大利94.6：1.7；西班牙（1972）86.9：4.8 (%)。其中，英、荷、比、德四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劳动人口的比重都在10%以下。 在现代资本和技术密集条件下，20公顷土地完全可以由农场主和他的家庭成员自主经营。农村无产者不仅在绝对数字上下降了，而且在农村劳动力比重中也下降了。1999年西欧各国农业家庭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在荷兰是75%，英国69% ，法国85%，德国77%，西班牙和比利时则分别高达87%和91%，欧盟15国平均为88%。正是基于这些数字和事实，荷兰农业问题专家、对近现代中国农村变革也素有研究的L.道欧教授才敢说：“不仅在荷兰，而且在西欧、北欧乃至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家庭农场都是农业的主导形式。” 想要说明历来人多地少、二战以后实行了土地改革的东亚国家与地区农业迄今仍然以家庭自耕农为主体，其实不需要多费口舌。这里举韩国的一个例子，来看看这种自耕农的家庭农业的变化。 如同争论土改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韩国自耕农是否对工业化做出了贡献，对韩国家庭农场的变化，韩国学者迄今众说纷纭。不少学者坚持认为韩国家庭农场将因青年人大量流出而很快瓦解。但事实是：尽管农户总数减少了很多，从1967年高峰时的258.7万，到80年代末下降为176.7万，户均人口也从5.8人下降到3.8人，农户总人口从1443万下降到666万，但并没有出现多少依靠雇佣劳动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企业化大农场、大农户。根据一项对京畿道三个村子（其中一个靠近工业区）前后相隔20年的追踪调查，从1971年到1991年，三个村户口总数略有增加（因为有非农户迁入），务农户比重从93%下降到63%；务农人口也减少了3/5。单位农户人口平均从6.7减到4.8，户主平均年龄从45岁增加到58岁，流动外出人口从户均0.56变为0.60，家庭内务农劳动力支出反而从2.3增加到2.9。45%农户地产有所增加，21%户减少，其余维持不变。但是农户平均拥有的农地面积从1.96町步降为1.66町步（1町步约为0.99公顷）。1971年有地4町步以上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11%，到1991年不再有；3-4町步农户从10.7%降为3.5%；3町步以下农户在1971年占78%，1991年达96%，其中，0.81-1.6町步农户从21.6%增加到24.5%，0.8町步以下的小农户比例从22.0%增加到29.4%。与此同时，农户的实际收入平均提高了5倍，从146万韩圆增加到942万韩圆。生活标准按高中低三档划分，低水准户从46%降为31%，中等户从46%上升到63%，高等户则从8%下降到6%。调查显示：青年农民认为自己的生活不如父辈的，1971年占22%，1991年降为8%，认为好过父辈的则从54%增加到78%。调查还显示，1991年比1971年农业雇工和传统的互助换工都因为农村劳动力短缺而大幅减少，70年代由政府发动的农业合作化也基本失败；农户拥有机械数则大幅度增加：1971年三个村只有两户农民各拥有一台农用机械（播种机），1991年，57%农户自有了播种机，55%农户用上了联合收割机。 调查得出的这些数字应当可以说明，在土改几十年和经历了高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冲击以后，韩国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家庭农场”没有消失，农民中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和普遍的贫困化；由于农民户均占有农地面积没有增加，农业经营规模也不可能明显扩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看，农业中的资本和技术集约化程度、农户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明显地提高了。 再看看日本的情况。战后日本比韩国更早实施了以创设自耕农为目标的农地改革，自耕地比重达到90%，自耕农加自耕佃农达到88%，同时出现了小农户增加、大农户减少的趋势。进入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实施了旨在扩大经营规模、促进合作经营、提高家庭农业效率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农业基本法》（1961），随后又一再修改《农地法》，放宽对地权最高面积的限制,以推动土地流转。但是，到1980年，日本仍有71%农户经营土地在1.0公顷以下，其中3/5少于0.5公顷。1999年，日本政府以一项《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代替1961年的《农业基本法》。新基本法仍然以促进农业经营规模化为目标，要求实施将农地向“有效稳定的农业经营者”集中的措施。2001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