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体育精神的重构.docVIP

论中华体育精神的重构 胡小明 摘要 中华体育精神的提法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体育激励民族奋起的浪潮，但很快归于沉寂，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对口号式的宣传进行学理解读，缺乏东西方传统文明的支撑。本文提出，以西方人文精神积淀的普世价值和中华文明传承的和谐发展思想为基石，重新构建中华体育精神，纳入科学发展的实践轨道。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在中华民族群体的奋起中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体育为中国人树立了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进取意识，由竞技掀动的金牌意识以及由此焕发出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热情，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在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体育通过参与者重视契约和诚信的规则意识，采用高效率规范运作取得优异成就，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树立；在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民族的命运如同团队的进退腾挪，由此确立的协同意识，至今仍在促进着我国综合国力保持高速增长。中华体育精神，携健康向上的竞争意识，作为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驱除宗法等级、论资排辈等封建专制遗毒，改善了中国数千年传统积累和熏陶所形成的民族精神，为改革开放的启动提供了意识形态营养。 以“振兴中华”为口号的中华体育精神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恢复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的巨大作用。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90年代努力倡导的中华体育精神似乎渐渐淡化，正在褪出人们的记忆。制约中华体育精神发展的关键，归根结底是缺乏主体文化观念——它既缺乏西方文明蕴含的人文观念的滋养，也缺乏东方文明中生态观念的传承。没有文化依托和继承的根基，中华体育精神难以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占一席之地。 从历史渊源看，现代中国体育在制度层面特色鲜明，但缺乏主体的文化观念。我们现有的体育理念既不是东方文明、也不完全是西方文明的传承，不辨东西。我们现有的所谓体育“理论”或“基本理论”，其实主要是如何服务于政治或服务于经济的经验总结。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极为鲜明的功利需求，有助于制订阶段性的方针政策，能够短期产生很大的作用，但不能形成体育如何有助于人类长远发展的理念，体育的自身价值和本体目标模糊，究其原因，是两方面的基础性缺失。 首先，是西方人文精神的缺失。 中国历来缺乏西方人文主义的理性思维，因此我们长期习惯于从生物性的角度去理解体育。值得注意的是，体育传人中国时，正值西方体育由于战争和殖民扩张而被扭曲为政治工具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衰弱的中国只能接受“军国民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体育方式，率先让“兵操”进入学校，盼望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而“野蛮其体魄”。当时不仅严复等先哲们厉声倡导强国强种的体育思想，甚至秋瑾、徐锡麟等志士也身体力行办体育学堂武装救国。不仅反满志士用体育培养战士，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的体育活动也一度被称为“赤色体育”，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有效手段。直至20世纪中叶很长一段时间里，有组织的身体活动带有浓厚的军事体育的色彩，为强国强种的政治目的服务，这在国家民族利益处于危难之际的时代，体育别无选择。 无须讳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影响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包括体育在内的几十年社会实践曾经出现过忽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自由民主权利，压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能动性、主体性和创新精神的严重弊端。尤其是在十年“文革”期间，对人的问题的研究设置禁区，把批判抽象人性论变成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任何个人欲望、个人利益、个性自由都受到忽视、排斥和简单粗暴的批判。这也使体育的人文价值无从谈起。 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价值观念，起步于文艺复兴时代，与至今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基本一致，一脉相传，其现代化不与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抵触，因此不存在人的观念冲突。中国现代化在西方冲击下起步，人民的价值观念、心理素质、公众意识、审美传统等都存在着难以适应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从器物层面来接受西方体育，至多再加上一点制度层面的东西而拒绝人文观念的进入，那仍然未能摆脱晚清“洋务派”的俗套。构建中华体育精神中缺乏人文内涵，将导致体育工作者的不懂什么是“人”，体育专业的学生学了几十门课，毕业后对个体的人、群体中的人、作为大自然物种的人仍然缺乏宏观的认识。我们不知道几千年前和若干年后人类的体质状况，我们不能对少数遍身伤病最需要休息的选手仍在赛场上疲于奔命而多数最需要锻炼的观众在看台上津津乐道的现象做出调整，更重要的是，我们难以判断体育在每一位中国人的生命中应当占有的确切位置。 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体育报》把中国体育运动几十年来奋斗历程和辉煌业绩潜心提炼、凝聚阐发在赛后制定了一个系统论述中华体育精神的报道思路，并推出了论中华体育精神六篇文章由“祖国至上”、“敬业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友爱”、“艰苦奋斗”等六个方面组成，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