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 民主与幸福.docVIP

市场、民主与幸福 罗伯特-莱恩《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读后 王绍光 Robert E. Lane (一) 1990年，我到耶鲁大学政治系任教时，罗伯特-莱恩 (Robert E. Lane) 已经从尤金-梅耶讲座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了。凡是在美国修读过政治学的人对他的名字都不会陌生，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三个主要学会的会长，即“美国政治学会”(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政策研究学会”(the Policy Studies Organization) 和“国际政治心理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为了表彰他在政治心理领域的杰出贡献，1995年英国科学院 (The British Academy) 推选他担任院士。 老人退休后仍住在离系里不远的一座公寓楼里。在校园里，人们经常能看到他提着老式布制书袋漫步的身影。在各类学术研讨会上，他总是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认真听讲，却很少发言。大概是在1998年，一次系里举办例行的午餐研讨会，莱恩也来了。 那次会的主题是民主制度，主讲人是另一位退休教授，另一位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即以研究民主理论闻名于世的罗伯特-达尔。 虽然退休多年，达尔几乎每天都来系里，其精力之旺盛、思路之敏捷，一点也不象年过八旬的老人。达尔最著名的书是他那本1956年出版的《民主理论的前言》(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但我认为真正能展现其对民主问题深邃思考的是他六十五岁以后出版的书，如《经济民主的前言》(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acy, 1985)，《论民主》(On Democracy, 1999)， 和不久前刚问世的 《美国宪法到底有多民主？》(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2002)。每次与他交谈，我总能受到某些启发。因此，他主讲的研讨会当然不能错过。 但是，那次会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达尔，而是莱恩。达尔具体讲了什么，现在已记不清楚。只记得，他讲完后，莱恩破例举手提问：“巴伯 (罗伯特的昵称)，你关于民主制度的好处讲得很系统，也很深入。不过，如果民主制度真象你说得那么好，它应该能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幸福，对吗？” “那当然，” 达尔答道。“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别国不去说它，近几十年来，咱们美国人中感到自己很幸福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而不是越来越多。” 听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开窍的感觉。民主制度研究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二十年的显学。各国学者对民主制度的方方面面都进行过探讨。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人研究过，民主与稳定的关系有人研究过，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有人研究过，民主与平等的关系也有人研究过，但从来没有听说有人研究过民主与幸福的关系。美国的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中曾庄严宣布：“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的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如果追求幸福如此重要，为什么那么多研究民主的学者从来就没有想过探讨民主与幸福的关系呢？莱恩能从这个被人们忽略的角度提出问题，真不愧为大家。那天研讨会是怎样结束的，我已印象全无。只记得自己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为莱恩问题对我的启迪而兴奋。 兴奋之余，脑海里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美国感到幸福的人真的减少了吗？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这种心理变化与民主制度到底有什么关系？如果民主不能带来幸福，什么可以带来幸福？我本人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颇具挑战性的问题，便向莱恩请教。他让我稍微耐心一点，说他的新书将系统回答我的问题。2000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莱恩的新书，题为《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书很长，达465页，光注释就有102页。次年，“美国政治学会”将该书评为政治心理类最佳学术著作。 (二) 两千多年前，希腊哲人很重视“幸福”这个概念。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东西。不过，进入中世纪，幸福这个概念几乎消失了。因为那时人们追求的是来世上天堂，而不是尘世浑浑噩噩的生活，不管它有多幸福。文艺复兴重新激发了人们追求幸福的兴趣，但直到边沁(1748-1832) 的功利主义学说出现，追求幸福的意义才被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边沁认为，“避苦求乐”是个人行为的基础和区别行为善恶、是非的准则。他主张，个人利益的满足 (利己主义原则) 是保证“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利他主义原则) 的手段。其后，经济学家们谈论过一阵幸福。但从马歇尔 (1842-1924) 开始，在经济学里，“幸福”这个概念逐渐被“功效”(utility) 所替代。“功效”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