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引力模型的浙江出口潜力分析文献综述.docVIP

文献综述 基于引力模型的浙江出口潜力分析 引力模型的思想源自于物理学中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两物体之间的相互引力与两个物体的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两物体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IsardPeck(1954)和Beckerman(1956)即凭直觉发现地理位置上越相近的国家之间贸易流动规模越大的规律。人们普遍认为，最早将引力模型用于研究国际贸易的是Tinbergen(1962)和Pōyhōnen(1963)，他们分别独立使用引力模型研究分析了双边贸易流量，并得出了相同的结果：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与他们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Linnemannn(1966)在引力模型里加入了人口变量，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还与人口有关，人口多少与贸易规模成正相关关系。Berstrand(1989)则更进一步，用人均收入替代了人口数量指标。由于引力模型所需要的数据具有可获得性强、可信度高等特点，贸易引力模型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成为国际贸易流量的主要实证研究工具，有人形象地将引力模型称为“双边贸易流量实证研究的役马(Workhorse)”。在后续的贸易引力模型扩展中，研究者主要是依据研究自己的重点，按照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主要因素设置不同的解释变量，来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大小，并对贸易潜力进行测算。 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形式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学家开始从理论上为贸易引力模型寻找基础。Anderson(1979)率先在产品差异假设前提下推导出了引力方程，Bergstrand(1985，1989)则在简单的垄断竞争模型框架下利用贸易引力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决定双边贸易的因素，Help-man(1987)在具有规模经济的差异产品框架下修正了引力模型。Deardorff(1998)对这些理论推导进行了综合，认为引力模型体现出了许多模型的特点并能够从标准贸易理论中推导出来。AndersonWincoop(2001)在不变替代弹性支出系统的基础上推导出了操作性较强的引力模型，这些理论不仅为贸易引力模型提供了理论支持，还有助于解释各项实证应用结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差异，使贸易引力模型逐渐脱离了长期以来受到“缺乏理论基础”质疑的窘况。在中国，关于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中应用的理论基础，史朝兴、顾海英、秦向东(2005)和谷克鉴(2006)等人都进行了系统地归纳和综述。 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是：Xij=b0Yib1Yjb2Nib3Njb4Dij-b5，其中，Xij表示两国的贸易流动规模，Yi和Yj分别代表i国和j国的经济总量(GDP)，Ni和Nj分别代表i国和j国的人口，Dij代表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b0、b1、b2、b3、b4、b5是正的常数。进出口两国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总量分别反映该市场中潜在的需求能力和供给能力，两种能力的大小正面影响着两国潜在贸易的规模，而距离的远近通过影响运输成本成为两国贸易的阻碍因素。 贸易引力模型的新扩展与实证应用 上世纪60年代引力模型被引入衡量双边贸易流量的研究后得到不断扩展和完善，越来越多的文献用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进行实证研究。Mátyás(1997，1998)、ChenWall(1999)、BreussEgger(1999)、Eg-ger(2000)等人完善了引力模型的经济计量学规范；Berstrand(1985)、Helpman(1987)、Wei(1996)、SoloagaWin-ters(1999)、LimaoVenables(1999)、Bougheas等人(1999)对原有解释变量进行了精炼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变量。在扩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中，常常添加的变量有两类：一类是添加虚拟变量。如共同语言、共同边界、共同殖民历史、共同宗教等，早期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以这一类为主。另一类是添加制度质量指标变量。如是否同属一个优惠贸易协定或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政府治理质量、合约实施保障等。本世纪近10以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制度质量因素开始广泛引入贸易引力模型，这一类扩展成为中外研究者尤其是国外研究者的重点。对于制度因素的研究不再仅限于是否属于同一优惠贸易安排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这种粗糙的模式，开始用具体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区域贸易协定制度安排影响的衡量 根据Viner(1950)的研究，区域贸易协定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引力模型则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衡量区域贸易协定对双边贸易的影响。SoloagaWinters(1999)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区域化的影响，PianiKume(2000)研究了参与优惠贸易安排组织(如NAFTA、EU、ASEAN等)的44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Blavy(2001)则考察了马里兰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