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青铜文化动物纹饰起源问题商榷.pdf

韩国青铜文化动物纹饰起源问题商榷 李亨求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一般认为，韩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西伯利亚(Siberia)，其中以70-80年代由韩国政 府发行的高等学校《国史》教科书颇具代表性：“我国青铜文化虽有地域上的若干差异， 但大体上是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从北部地区开始的”。 在那里制作的初期青铜剑到后来演变成细形青铜剑，此外，青铜斧、装饰品、细纹 镜、带铃铛的青铜器等遗物出土在国内各地。从我国青铜器中有含锌者和在装饰方面好 用斯基泰一西伯利亚(Scythia—Siberia)系统的动物纹样来看，与其说受到了中国的影响． 还不如视之为吸收了北方系统的成分。显然．之所以把青铜文化的起源放在西伯利亚，乃 是因为青铜器中含有锌(zn)和使用动物纹饰。在此，令笔者特别考虑的问题是“在装 饰方面好用斯基泰一西伯利亚系统的动物纹饰来看，与其说受到了中国的影响，还不如棍 之为吸收了北方系统的成分”这一点(关于含锌问题，笔者已在1992年11月由圆光大 学主办的以“东北亚古代文化的源流和展开”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曾以《通过 化学分析结果看渤海沿岸青铜文化的起源问题》为标题进行过具体的讨沦)。换言之，是 阁为韩国青铜器中有动物纹饰，才被认为属于北方系统(斯基泰一西伯利亚)。 另外，由国立中央博物馆编撰的《韩国的青铜器文化》(1992．P．112)一书认为， 永川渔隐洞出土的马形和虎形带钩，是用阴刻线纹表现马具和虎纹特征的具有动物性意 匠的青铜器，从中暗示出北方青铜文化曾给我国青铜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直到最近，由国家机关刊行的出版物中仍然蔓延着西伯利亚起源说。作为《大学教 养丛书》之一，由国立汉城大学(Seoul University)出版部发行的金元龙先生所著《韩 国古代史的理解》(1980，P．25)一书的青铜时代条中提出，永川所出一组遗物中的雕 刻品，除马形带钩和虎形带钩之外，还有马形和鹿首形佩饰各一件，乃是受到公元前7世 纪发生于黑海沿岸而后传播到西伯利亚一带的斯基泰动物美术影响的产物．在其全身绷 紧的体态造型中尚保留着常见于斯基泰美术的通过回首的身躯、互相撕咬的野兽所表现 出的强烈动感的余韵。 金元龙先生又在《韩国美术史》(1973．P．93)一书中指出，永川渔隐洞出土的马 形带钩，虽在总体效果方面与细纹镜或划纹铜器的抽象性倾向相通，但由于受到来自西 伯利亚的斯基泰一西伯利亚动物美术的影响，通过比较典型的造型艺术体现了动物身躯的 动感和力度，可谓青铜时代的雕刻品之一，是一件重要的遗物。 金元龙先生还在《韩国考古学概说》(1973，p．87)一书中说，我国青铜文化和鄂 尔多斯(Ordos，即中国绥远地区)、辽宁地区的青铜文化相互连结、又和西伯利亚米奴 辛斯克一斯基泰(MinusinskScythia)青铜文化互相关联，从而把它们引到我国青铜文化 的起源上。 由此不难看出．之所以始终维持西伯利亚起源说的理由之一，便是渔隐洞所出刻有 馥物纹饰的雕刻品。然而，直到目前为止，还极少有人注意上述雕刻品竟是晚列公元以 后而属于历史时代遗物的事实。 渔隐洞的遗物最初发现于1918年6月。据说，当时庆尚北道永川郡琴湖面冷泉洞居 民4人在琴湖扛南岸采紫草(芝草)时，在被河水冲刷而成的低洼处偶然发现的。这批 遗物当即为4人分得，不久被地方警察收集并上交到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四年后的1922 年5月，朝鲜总督府古迹调查委员会的藤田亮策、梅原末治、小泉显夫3人到现场调查， 但言因已错过实际调查遗存的机会，故而更不清楚。显然t这在考古学上绝不可能成为 标准遗存(图版一五)。 最突出的问题是遗物的年代。报道者(藤田、梅原等)将这批青铜器视为汉代遗物。 在此暂且不论它们是输入品还是当地制作的，最重要的事实乃是虎形带钩、马形带钩、小 马、鹿首、兽首等带动物纹饰的雕刻品与3面汉式镜相伴而出(图一)。也就是说，这批 遗物属于汉代而不属于青铜时代。 最近，在忠清南遭天安市清堂洞发掘了13座古墓，其中有3座木棺墓．一共出土了 17件马形青铜带钩(图版一六，1)，被发掘者(国立中央博物馆)定为马韩时代的遗物． 并根据随葬陶器的晚期特点等情况，暂将清堂洞墓葬的筑造年代定在原三国时代后期即 公元3世纪(《天安清堂洞等2次发掘调查报告书》，P．178)以后又在第三次发掘报告 中进一步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