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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真性视角下的“梁陈方案”评述 李 忻 郭盛裕 潘 宜 【摘要】1950 年 2 月，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著 名的“梁陈方案”。拉开了新中国对城市历史遗产保护活动的序幕，其中的矛盾纠葛曾一度引发了社会各界 对北京历史遗产保护的关注。14 年后的 1964 年，《威尼斯宪章》将原真性概念引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奠定了原真性对国际现代遗产保护的意义。回顾新中国城市历史遗产保护的点滴，历经坎坷，喜忧参半。 本文对照《威尼斯宪章》及《奈良原真性文件》等国际保存及古迹维护的重要文件，以原真性的标准重新 诠释建国初期特定政治和经济环境中，“梁陈方案”对老北京城的历史建筑遗产保护实践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原真性；梁陈方案；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1.原真性之内涵 1.1 原真性的评价标准 一座建筑，一种情感，一段经历，我们珍重的是其中的历史、记忆和存在。这种对历史 遗产亲切感的客观评价，即是原真性概念存在的本体。在中世纪欧洲，“原真性”曾用来指 宗教经本及宗教遗物的真实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原真性概念逐渐被引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领域，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历史文化遗产重视度的提高，“原真性”的内涵在 不断拓展和深化。 1964 年 《威尼斯宪章》提出“将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第一 次提出了原真性在国际现代遗产保护中的意义。而《威尼斯宪章》本身正是对保护遗产原真 性的完整诠释。任何对历史遗产的理解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当中，不会存在“单纯的、 客观的、无视角的”理解和记忆。历史遗产所处的空间环境和附着在形体上的历史痕迹共同 构成了我们的记忆。原真性不仅包括那实实在在的独立载体，更是一种相互联系和时间流逝。 1994 年通过的《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件》指出“原真性不应理解为文化遗产的价值本 身，而我们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取决于表达这种价值的信息来源是否真实有效。由于世界 文化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将文化遗产价值和原真性的评价，置于固足的标准之中是不可能 的”。《奈良文件》中肯定并强调了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 本质的方面，保护和增进我们这个世界文化与遗产的多样性应大力提倡，而且必须从原真性 [1] 的原则出发，寻找各种文化对本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方法 。 事实上，原真性的内涵不仅包括建筑的初始状态，还包括岁月在建筑上所留下的印记以 及建筑周围所构成的环境的总和。原真性本质是一种主观评价标准，他包含全历史信息本身， 承载历史信息的空间载体，以及这些空间载体之间的空间联系。 1.2 新中国对历史遗产保护及 “原真性”的认识 我国自 1980 年代才开始全面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在这之前，建筑遗产保护的观念根 本没有普及，规划编制、实际操作等各方面都缺乏应对策略。新中国建立以后，百废待兴， 由于历史、政治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对历史遗产保护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使得我国的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在建国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受重视。而历史遗产是一种具有精神、文化、社会 和经济价值的不可替代的资本。保护它更是一种节省社会资源的手段。 我国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思想认识不统一，各个利益主体都有其自己主观 “原真性” 判断。这导致了我们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时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保守的认为“原真性”即为“完全性”，即应当将旧城范围内的传统建筑全 部保留。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是传统建筑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遗产，为过去的生活方式提 供了生动的见证。历史地段中的传统建筑和环境风貌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的统一体。在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全面保存。 第二种观点认为，“原真性”是“优选基础上的完整性”，即应当在保留优秀历史建筑的 前提下，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对旧城进行全面的改造。由于目前旧城范围内的市政基础设施 条件较差，因此，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为了适应城市现代功能的需要，在对优秀历史建筑保 留的前提下，将旧城内的破旧的房屋全部拆除后进行统一规划建设。 第三种观点认为，“原真性”是“包容基础上的完整性”，即应该兼顾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在社会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以保护为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固然需要珍惜和保护历史文化 遗产，但这必定要受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建国初期为防止在北京城内大拆大建，保护 北京旧城，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