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 年弥尔顿《 失乐园》 研究的回顾与展望.docVIP

新中国60年弥尔顿《失乐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沈弘 可能大多数人都以为，在英国文学中莎士比亚及其作品是最早被引进中国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英国诗人中排名在莎士比亚之后的约翰?弥尔顿反倒是占据了名人堂中这一最为荣耀的地位。而且跟莎士比亚一样，弥尔顿也是在中国被评论最多的英国作家和诗人之一。他的长篇史诗《失乐园》作为西方文学宝库中经典作品的事实在中国早已确立无疑。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承认，这部旷世之作结构宏大、音调铿锵、用词典雅、想象丰富、寓意深远，堪称是天才之作。然而大家对于史诗中一位主人公撒旦的看法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鉴于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弥尔顿的名声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历史，其代表作的史诗《失乐园》也早就有不同的中文译本，而且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坛和思想界还曾经引起过热烈的讨论和争论，因此在考察新中国的弥尔顿《失乐园》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简单了解一下该作品如何被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的情况。 1．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弥尔顿《失乐园》研究 弥尔顿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引荐到中国来的。早在1837年初，德籍来华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tzlaff）就在其主编的中文近代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向读者推崇弥尔顿的《失乐园》，并且将其跟荷马史诗相提并论[1]195。郭实腊所使用的“米里屯”这个名字还可见于稍后梁廷枏《海国四说》（1844）的《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一文之中[2]7，这说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当时的中国文人圈子中颇有影响。“弥尔顿”这个目前在中国大陆通用的姓名写法，则是最早出现在由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1839）和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之中。 1854年9月，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香港出版的《遐迩贯珍》上登载了一首汉译的弥尔顿十四行诗《论失明》。该诗以四字短句为单位，形式整齐，语言凝练，一气呵成，显示出了相当精湛的汉语功底。不仅如此，译者还在该诗中译本的前面简要回顾了英国诗人弥尔顿的生平和创作，以及《失乐园》在文坛的独特地位。此外，由另一位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编写，并于1855年出版的《中西通书》第四期中据说也有专文介绍弥尔顿代表作《失乐园》的创作过程和故事情节。 虽然弥尔顿早就被介绍到了中国，但是人们真正对《失乐园》这部作品产生兴趣并开展研究却是民国以后的事情。这主要是因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人们逐步认识到了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对于改造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并且开始着手将弥尔顿的《失乐园》翻译成中文。 田汉是最早尝试用白话来翻译《失乐园》片段的译者之一。在1920年8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他撰写了题为《吃了“智果”以后的话》的长文，为夏娃在《失乐园》第9卷中偷吃禁果一事进行了大胆的辩护。三年后，他又在《少年中国》第4卷第5期上撰文《蜜尔顿与中国》，热情讴歌了弥尔顿这位英国诗人的艺术成就和对于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借鉴作用。 1924年年底，梁指南在《文学》杂志第153、154期上刊登连载文章《密尔顿二百五十年纪念》，详细介绍了弥尔顿的生平和创作，以及他在西洋文学和史诗传统中的重要地位。在这篇文章中，梁指南还译出了弥尔顿《快乐的人》和《沉思的人》这两首诗的部分段落。 当时尝试翻译弥尔顿诗作的还有梁遇春、李岳南、柳无忌、梁宗岱等诸多其他学人。傅东华在1930年就已经译出了《失乐园》的前6卷（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而朱维基则于1934年完整地译出了12卷的《失乐园》（上海：第一出版社）。这两种译本均是颇为经典的中译本：前者简明易懂，读来琅琅上口，其弱点是准确性和风格差异上有较大缺陷；后者相当忠实于原文，但因句子结构较为西化，朗诵起来有点拗口。 在20世纪30年代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新月派作家之间曾经就对于弥尔顿作品的评价问题展开过争论。左联提倡“革命文学”，所以比较强调和看重文学作品现时的政治和宣传功效。其代表人物茅盾在《弥尔顿的失乐园》（1935）中坚称《失乐园》和《复乐园》这两部作品是“清教徒资产阶级在英雄的革命的时代的产物。到一六八八年之后，清教徒的资产阶级既已确立了政权，这种宗教的英雄的诗歌也就让位于家庭小说了[3]268-69。”但新月派作者梁实秋却针锋相对地矢口否认《失乐园》是英国清教主义的一部宣传作品，他指出文学作品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具有永恒的普世文化价值。“拒受遗产至少是不智的行为。文学尤其是宝贵的遗产。莎士比亚与米尔顿是资产阶级的，也许是的，但资产阶级里也有天才的人，所描写得也有普遍的韧性，其描写手段往往是后代所不可及的[4]422。” 关于《失乐园》的主题阐释和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民国时期的研究者们普遍受布莱克、雪